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程開甲（中）和科學家們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參觀現(xiàn)場
本報作者 米艾尼
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之際，中央軍委首次頒授軍隊最高榮譽“八一勛章”。中科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是首批“八一勛章”獲得者中最年長者——授勛兩天后的7月30日，親友為他慶祝了百歲壽辰。
程開甲是中國核武器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核試驗技術總體負責人。
他的名字，與中國核試驗基地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位于死亡之海羅布泊腹地的這座基地，有著一個美麗的名字——馬蘭。馬蘭是一種生命力頑強的野草，能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絢爛綻放；馬蘭基地是一座數(shù)十年不為人所知的隱秘所在，卻爆響了震撼世界的驚雷。
從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到1996年中國進行最后一次核試驗，30多年的時間里，包括程開甲在內(nèi)，前前后后曾經(jīng)在這片戈壁灘里參加核試驗的基地官兵和技術人員不下10萬人。這是一群默默無聞的“馬蘭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數(shù)十年里，極少有關于他們的報道。
但是，“馬蘭人”的功勛，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F(xiàn)在，隨著檔案的陸續(xù)解密，我們能夠講述一下“馬蘭人”和馬蘭基地的故事了。
從敦煌到羅布泊
“有一個地方名叫馬蘭，你要尋找它，請西出陽關，丹心照大漠，血汗寫艱難，放著那銀星，舞起那長劍，擎起了艷陽高照晴朗的天……”
這首《馬蘭謠》記錄的就是被譽為“共和國原子城”的戈壁綠洲馬蘭的故事。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馬蘭爆炸成功。
而在被確定為核試驗基地之前，這里并沒有專門的名字，只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灘。
中國核試驗基地最初的選址，其實不是這片無名戈壁，而是早已聞名于世的敦煌。
20世紀50年代，新生的中國，一直被籠罩在核恐嚇的陰云中。
1955年1月15日，李四光、錢三強等人被請到了中南海的豐澤園。
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專門研究發(fā)展我國原子能事業(yè)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他開門見山地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就原子能有關問題請你們來上一課……”
這一天，中國開始了研制核武器的艱巨而又偉大的征程。
研制核武器，不僅要從零開始造出原子彈，這顆原子彈必須炸響才算成功。這也就意味著，在核武器研制的同時，就必須要找到一塊足夠廣大、足夠荒涼的核武器試驗場。
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指示：“關于導彈基地、原子彈試驗基地選場問題交給陳錫聯(lián)，他是炮兵司令，這幾年跑的地方多。選好了交給工程兵司令陳士榘，由他的工程兵負責建。安排部隊的事情，榮臻同志多操心，最好是成建制拉過去，這樣利于保密。”但實際執(zhí)行中，前期原子彈試驗場的選址工作，主要還是在蘇聯(lián)專家的指導下進行的。
在勘察過青海西部、內(nèi)蒙古西部、新疆東南部等多個地區(qū)后，蘇聯(lián)專家建議把核試驗場設在敦煌西北地區(qū)。
1958年夏秋之間，一群身穿便衣的軍人悄悄來到了敦煌，在古陽關外的大戈壁上安營扎寨。
幾天以后，一位中央的“大人物”也來到這里，此人正是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
在鳴沙山下，彭德懷秘密接見了這支隊伍的兩個負責人：隊長張志善和政委常勇。
張志善報告說：“我們是0673部的。”彭德懷當時就笑了，說：“你們對我還保密啊，0673就是原子靶場嘛……”
這段對話的背景，是中央軍委當年4月決定組建兩支隊伍：0673部隊負責建設原子靶場，0674部隊負責建設原子倉庫。這兩支隊伍里的很多干部都來自于商丘步校，常勇是學校的政治委員，張志善是副校長，接到任務以后，學校的干部一分為二，一半去0673，一半去0674，常勇和張志善都被分到了0673部隊。
到了1958年10月下旬，敦煌地區(qū)的勘察工作基本結(jié)束。時任工程兵司令員的陳士榘帶領工程兵設計院、總后營房部等單位組成的工作組以及蘇聯(lián)專家到現(xiàn)場勘察，最后確定了各場區(qū)的位置。爆心定在了敦煌西北方向130～150公里處，指揮區(qū)距爆心60公里。
敦煌核試驗基地即將動工，0673部隊部隊長、核武器試驗靶場主任到任了。他就是戰(zhàn)功赫赫的張?zhí)N鈺。
張?zhí)N鈺1937年參加八路軍，同年入黨，在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中歷練成長，從普通一兵直至軍副參謀長�？姑涝陂g，15軍在上甘嶺打出威名時，軍參謀長正是張?zhí)N鈺。歸國后，張?zhí)N鈺任第三兵團參謀長，經(jīng)陳賡大將推薦，就任0673部隊的主任。
在對靶場位置進行實地考察后，張?zhí)N鈺惱了。
現(xiàn)為總裝備部政治部創(chuàng)作員、一級作家、大校軍銜的彭繼超曾在馬蘭基地工作生活33年，走訪了數(shù)位“馬蘭人”，也寫下了一系列核工業(yè)題材的作品。
他告訴記者，張?zhí)N鈺曾跟他詳細說起過這段往事。
張?zhí)N鈺堅持認為，敦煌不合適作為原子靶場。他的考慮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敦煌莫高窟是老祖宗留下的中華瑰寶，核試驗像地震一樣，一下子就把老祖宗留下的寶貝給震沒了，這可是負不起的大罪過。二是沒有水源，松土層太厚，而核爆炸產(chǎn)生的煙塵太大，煙塵太大就會隨風擴散，造成核沾染區(qū)。三是試驗當量太小，只能試驗2萬噸TNT當量的原子彈，顯然不能滿足中國核事業(yè)發(fā)展的需要。
據(jù)后來的核試驗基地司令員張志善說：“張?zhí)N鈺同志問為什么選在這里，我說蘇聯(lián)專家定的，能搞2萬噸。張?zhí)N鈺同志說，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
張?zhí)N鈺馬上將自己的意見向中央書面上報。說來也巧，中央同時接到了蘇聯(lián)一位專家的來信。原來，蘇聯(lián)專家也有不“坑人”的，信中說敦煌不適合建場，建議將靶場中心區(qū)移到羅布泊地區(qū)。
結(jié)合張?zhí)N鈺的報告和蘇聯(lián)專家的來信，中央同意核試驗基地重新選址，就定在羅布泊。
1958年12月24日，張?zhí)N鈺帶領勘察小分隊從敦煌出發(fā)，經(jīng)玉門關向西，向羅布泊疾馳而去。直到次年春天，疲憊的勘察隊員們終于在干旱的羅布荒原發(fā)現(xiàn)了清冽的博斯騰湖。
張志善當時起草了一份電報給中央，電報上寫道：“這里土地肥沃，能種菜、種糧，這里水源充足，水是甜的，還帶有香味……”據(jù)說，萬毅看到電報后笑著說：“水還帶香味，他們都成了詩人啦……”
最終，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內(nèi)，羅布泊西端的10萬多平方公里被劃定為中國唯一的原子靶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面積47萬平方公里，比英國還大，而核武器試驗場的面積有10萬多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江蘇省的大小。
原馬蘭基地司令員馬國惠告訴記者，之所以圈定10萬平方公里這么大的面積，和原子彈、氫彈的破壞半徑有關，“300萬噸氫彈的安全半徑為150公里，這樣算來就要有大約9萬平方公里，所以10萬平方公里的軍事禁區(qū)是完全必要的。”
作為原子靶場，這里堪稱完美：地廣人稀、遠離城鎮(zhèn)、有水源且不在地震帶上。
基地位置確定的同時，生活區(qū)也獲得了一個“詩意”的名字：馬蘭。
馬蘭之名，來自在這里旺盛生長的馬蘭草。部隊選的生活點，原來是一片鹽堿湖，一條天然水溝從中流過，兩旁長滿了馬蘭草。初夏時，基地領導在此規(guī)劃藍圖，正值馬蘭花盛開，張?zhí)N鈺提議，大家一致贊同，此地就命名“馬蘭村”。
1959年6月13日，總參謀部正式通知：原子靶場改稱核試驗基地，這一天，就是馬蘭基地成立的日子。
那時的馬蘭基地，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沒有，先期到達這里的指戰(zhàn)員們，自己動手挖了地窨子作為臨時的住宿和辦公場所。馬蘭基地的第一次黨委擴大會就在一個地窨子里召開。
當時，一窩小燕子正在地窨子的房梁上破殼出世。張?zhí)N鈺提醒每一個來開會的人：把腳步放輕，嗓門壓低一點，別驚擾了燕子。
許多年后，當彭繼超向張?zhí)N鈺提起關于一窩燕子的小插曲，老人說：“大漠上有這些小生命，不易。”
那一天，中國核試驗基地波瀾壯闊的工程偉業(yè)，就在燕子的呢喃聲里宣告誕生了。
扎根荒原
1960年初，上萬名解放軍官兵、工人，從四面八方云集戈壁灘，馬蘭核試驗基地大規(guī)模的基本建設正式開始。
大批物資、精密儀器和貴重設備不斷從全國各地調(diào)運到試驗場，正當此時，以導彈、原子彈為主要標志的國防尖端項目“上馬”還是“下馬”的沖擊波，卻從內(nèi)地傳到了這里。
中蘇關系破裂，是這段波折最重要的導火索。
1957年，正在蜜月期的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協(xié)定》規(guī)定：蘇聯(lián)援助中國研制原子武器，其中包括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樣品和圖紙資料。
這一協(xié)定的執(zhí)行在簽訂之初還比較順利。但是，當1958年蘇聯(lián)提出要在中國建立由蘇聯(lián)控制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要求遭到拒絕后，蘇方對該《協(xié)定》的執(zhí)行表現(xiàn)出不積極態(tài)度。1959年6月，蘇聯(lián)單方面撕毀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xié)定》。1960年，蘇聯(lián)撤回了全部在華專家。
中蘇關系的突然變故，給中國建設事業(yè)造成重大困難，特別是核武器研制，幾乎要從頭開始。
“1961年的夏天，在國防工業(yè)和國防科研部門，產(chǎn)生了‘上馬’、‘下馬’的激烈爭論。”彭繼超說。
主張“下馬”的，一是強調(diào)蘇聯(lián)的援助沒有了，二是認為導彈、原子彈技術高度復雜，僅僅依靠我國當時尚不發(fā)達的工業(yè)和落后的科技力量，恐怕難以造出“兩彈”，三是指出“兩彈”花錢太多。
根據(jù)彭繼超的了解，聶榮臻當時是堅決反對“下馬”的。他提出的理由是，“兩彈”研究已經(jīng)有了很大進展，國家培養(yǎng)了一大批大學畢業(yè)的研究人員，鈾礦資源也能滿足需求，特別是有一批愛國的科學家，所以這個事業(yè)不能放棄。他甚至公開說：“不搞出‘兩彈’來，我死不瞑目。”
針對日見激烈的爭論，聶榮臻簽發(fā)了一個名為《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直接上報給毛澤東。
當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尖端要搞，不能放松。關于“上馬”、“下馬”的爭論才止息。
曾經(jīng)的政策波動傳播到千里之外的羅布泊，對剛剛干勁十足地建設基地的官兵們來說，情緒上確實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彭繼超在《羅布泊豐碑》一書中寫到這一段。當時，甚至有上級機關的干部來到馬蘭說：“原子彈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造出來，基地部隊可以去種地、放羊，機關可以搬到無錫去，等國家經(jīng)濟好轉(zhuǎn)了再搞建設。”
一向溫文爾雅的張?zhí)N鈺急了，他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在這里等。一年不搞我等一年，兩年不搞我等兩年，中國總要有原子彈！”
1961年前后，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基地進入最艱苦的時期�；鼐幹撇坏貌豢s減，部分干部調(diào)走了，供給的標準也降低了。
不僅如此，由于基地車輛也少了，本來已經(jīng)很少的口糧經(jīng)常運不進來，張?zhí)N鈺就帶著常勇他們往返20多公里，把口糧一袋一袋往回扛。
有時水供應不上，基地的人們半個月都不能洗澡，甚至用洗腳水蒸饅頭。
馬蘭基地的情況從1962年開始慢慢得到改善，1962年底，周恩來出訪亞非拉國家歸來，途經(jīng)烏魯木齊作短暫停留。在一次晚餐中，周恩來站起身來說：“我們國家在新疆有一個原子武器靶場，他們在戈壁灘上條件很艱苦，任務很艱巨，希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給予幫助，大力支持。”
周恩來的這幾句話，大大振奮了馬蘭基地的人們，也是對“下馬”之說最有力的駁斥。
基地缺少車輛的困難反映到中央書記處，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親自跟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商量，決定把北京市剛領到的400輛“解放”牌汽車全部調(diào)撥給基地。
到了1962年，基地的建設工作又重新走入正軌。
負責兩彈工程的第二機械工業(yè)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兩年規(guī)劃”：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這個計劃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
為了強有力地領導我國尖端武器的研制，中央特別組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部門，叫做中央專委。中央專委的全稱起始叫做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后來隨著工作的發(fā)展改稱中央專門委員會，這個以周恩來為核心的中央專委全面負責兩彈工程。
兩年的時間爆炸一顆原子彈，任務相當緊迫，全國26個部委和20個省市自治區(qū)900多家工廠、院校、科研單位展開了一場規(guī)�？涨暗拇髸�(zhàn)。
作為這場大會戰(zhàn)最前沿的馬蘭核試驗基地，雖然廠區(qū)的道路、通訊工程、氣象站、軍用機場等基本設施建設已陸續(xù)完成，但真正的挑戰(zhàn)還在后面。
當年10月10日，錢三強在國防科委大樓里向聶榮臻、羅瑞卿、張愛萍等領導匯報時說：“原子彈試驗是一個十分復雜、集多學科為一體的高科技試驗，僅就核試驗靶場可以開展的技術項目就有幾十上百個，而這一個個項目都需要研究、定題，并在靶場進行技術工程的建設，這就需要有很強的技術力量，立即著手研究立項。”
也就是說，基地此時最缺的，是一支懂核技術的專業(yè)隊伍。
在那次會上，錢三強反復提到一個人的名字：程開甲。
最初的攻關
1946年8月，英國愛丁堡大學來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國青年學者。
他每天除了吃飯、睡覺之外，都埋頭于實驗室、課堂和圖書館，同學們叫他“波克”，而他的房東太太不無惡意地給這個不善交際的東方人起了個綽號：“奶油棒冰”。
這個青年學者真正的名字叫程開甲。
1948年秋，程開甲獲得了博士學位，任英國皇家化學工業(yè)研究所研究員。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身在海外的程開甲購買了研究所需的書籍，整理好行裝，1950年8月，他毅然放棄了國外的工作，回到浙江大學物理系任教。
1958年，程開甲改變專業(yè)，參與到南京大學核物理教研室的創(chuàng)建中，又接受任務創(chuàng)建江蘇省原子能研究所，第二年，他出版了《固體物理學》一書。同年，程開甲接到命令，任第二機械工業(yè)部第九研究所（院）副所（院）長，參加原子彈的研制，從那時起，他和馬蘭基地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
1962年10月30日，程開甲來到國防科委大樓，出席張愛萍召開的辦公會議。在會上，張愛萍告訴程開甲，錢三強推薦他來掛帥，進行核試驗靶場的技術準備工作。
程開甲沒有絲毫猶豫，他說：“現(xiàn)在需要人，需要有幾間房辦公，配置幾臺急用的儀器，建成一個比較全面的機構，我們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那次會議商議的結(jié)果是，中央立即組建核武器研究所（后稱21所）。
在錢三強的推薦下，呂敏、陸祖蔭、忻賢杰三個人來到21所報到。最初，他們和程開甲一起，擠在一個小辦公室里辦公。
“核試驗是大規(guī)模、多學科交叉的科學實驗，涉及的學科內(nèi)容非常廣泛，而最初的時候，我們對核試驗無論從理論還是技術上，所知幾乎是空白。”馬國惠說。
事實上，由于蘇聯(lián)的技術封鎖，當時僅有的信息只有撤出前蘇聯(lián)專家片段的談話，以及1958年美國原子武器研究基地公開發(fā)表的《沖擊波》一書。
最初的摸索是非常困難的，此時，21所的第二批人員到來了。中央從大學和二機部等單位選調(diào)了20名技術骨干到研究所開展工作。
中國首次核試驗爆心
張愛萍上將（左一）看望“打獵隊”的戰(zhàn)士
核試驗場區(qū)的營帳
原子彈被運往鐵塔
根據(jù)馬國惠的記憶，21所最重要的人員擴充，來自1963-1965年畢業(yè)的大學生。到1965年他去報到時，21所已經(jīng)有600多人了，21所的辦公室也從西直門的一座二層小招待所搬到了通縣的保安胡同一號。
一年多的時間里，程開甲帶領他的團隊完成了第一次原子彈試驗的各項技術準備工作。
時任基地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的呂敏后來回憶說，他們當時借用了很多院、所的實驗室，研制設備和測試試驗方法，幾乎所有的單位都給予了大力的配合。
在距離北京千里之外的馬蘭基地，張?zhí)N鈺正在緊張地選定地面核試驗場的爆心位置。
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原定是進行空投試驗，但是空投實驗容易帶來測量和瞄準上的困難。
在一次討論核爆炸方式時，周恩來問如果直接空爆，數(shù)據(jù)能否取得下來？程開甲提出，應該以百米高塔上爆炸的地爆方案，代替原本的空投方案。會議討論的結(jié)果是按照先易后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先在地面上的鐵塔進行核爆炸試驗。
爆炸方式一經(jīng)確認，基地便緊鑼密鼓地開始進行現(xiàn)場準備。
1963年3、4月間，張?zhí)N鈺在羅布泊進行了幾次現(xiàn)場勘查，在原定的空爆試驗中心以東地區(qū)選定了三個點，制定了三個方案，最后，第二方案被確定通過，地面核爆炸實驗完成了工程定位。
彭繼超說，爆心點的準確經(jīng)緯度，至今仍然是不被公開的秘密。
基地另外一個迫在眉睫的任務，就是進行爆心鐵塔的設計和建設。
沒有任何資料，工程技術人員只有從西方公開發(fā)表的文章和照片中尋找一些啟發(fā)。“鐵塔的設計是參考了法國雜志上的一張照片后，做出了自立式塔架方案。”彭繼超說。
美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鐵塔只有30多米高，而羅布泊的這座鐵塔設計為102米高，當時中國還沒有一座百米以上的鐵塔，最高的鐵塔是建在廣州90米高的對外廣播發(fā)射塔。
施工從1963年4月開始，參加施工的是工程兵124團、109團的二營和加工連、122團的兩個連，總?cè)藬?shù)達到5000多人。
一年以后，在機械化水平很低的情況下，這些年輕的士兵們用鍬、鎬等極其原始的工具，讓一座百米鐵塔在爆心拔地而起。
5000多名工程兵，兩年沒有出過場區(qū)，但是在原子彈起爆時，他們卻必須提前遷到180公里以外的駐地，連原子彈爆炸的閃光都沒有看到。
高塔落成時，包括21所的人員在內(nèi)，來自全國各地的5000多名科學家、工程師……一齊涌向了羅布泊。
這片神秘的荒原一時間沸騰了起來，沉寂千年的羅布泊正待迎來那個重要的時刻。
最后的準備
1964年4月，羅布泊上出現(xiàn)了一支特殊的“打獵隊”。
7名戰(zhàn)士在羅布泊最荒涼的地帶徒步巡邏，半年時間走了8300公里，這個距離相當于從中國東海沿岸走到了帕米爾高原。
由于保密的要求，很長時間都沒有人知道這個故事真實的版本，甚至曾有人傳說羅布泊荒原上出現(xiàn)了200人的“馬匪”，直到1977年彭繼超見到了巡邏隊的副隊長王萬喜，才了解到“打獵隊”當年真實的情況。
“打獵隊”是為保密而起的代號，這支隊伍其實是一支巡邏小分隊。
隊伍的任務有三個：一是防止敵對國空投空降搞破壞；二是查清場區(qū)外圍的地形地貌；三是清出廠區(qū)范圍內(nèi)的流動人員。
王萬喜后來回憶說：“接到任務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激動，七個人在馬蘭訓練了幾天格斗，臨走的時候還在決心書上按了血指印，大家甚至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寫了遺書。”
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巡邏，羅布泊上空密布著緊張的空氣，敵對勢力對核試驗基地的破壞隨時可能發(fā)生。
此時，世界對中國爆炸原子彈的議論到達了一個新的高潮。
1963年底，即將結(jié)束非洲之行的周恩來在開羅舉行記者招待會。會上，一個外國記者突然說，從巴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部長會議上傳出一個消息，預測中國將在年內(nèi)試驗一個原子裝置。
周恩來的回答是：“我對此毫無所知，我勸你去問那位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消息的部長，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新聞。”
“當時，美國不斷利用間諜衛(wèi)星和高空飛機窺探中國的核武器試驗情報，種種跡象表明，一些超級核大國有企圖阻止中國掌握原子彈技術、破壞中國核設施的動向。”彭繼超說。
就是在這種緊張空氣下，“打獵隊”開始了在羅布泊荒原上的“扇形”排查。
1964年4月15日，他們從馬蘭基地正式出發(fā)，沒有任何向?qū)�，只有軍用地圖和指南針。
“打獵隊”在樓蘭古城巡查時，差一點全軍覆沒。大漠中方向不明，他們走錯了返程的路，陷入一片死寂的沙海。眼看走不出去，三個黨員還在沙漠里開了一個黨小組緊急會議，大家一致決定，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就是死，身體也要倒向前方。
所幸，經(jīng)過一夜的摸索，隊員們最終安全回到了生活點。
張愛萍得知“打獵隊”在樓蘭遇險，還特意乘汽車到生活點去探望他們，并給每個戰(zhàn)士都寫了一首詩。
“打獵隊”在樓蘭接受生命考驗的時候，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南海里正在為了核試驗確切時間的確定燈火通明。
會上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早試驗，另一個方案是晚試驗，先抓緊三線研制基地的建設，擇機再試。
在進行了研究之后，周恩來匯總了大家的意見向毛澤東匯報，認為應該早試驗，在1964年國慶節(jié)以前下決心。
毛澤東在聽完匯報后說了一句話：“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嚇人的，就早響。”
幾天后，周恩來在西花廳召集賀龍、陳毅、張愛萍、劉杰開了一次極為秘密的小會，傳達了他和毛澤東、劉少奇研究的決定：按照早試方案部署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
這個高度機密的決定，中央也只有少數(shù)幾個人知道，根據(jù)鄧穎超后來的回憶，在第一顆原子彈發(fā)射前，周恩來對她也是守口如瓶。
為了保密起見，會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工作機構和首長代號：核試驗指揮部為20號，中央專委設在二機部的辦公室為177號，毛澤東是87號，周恩來是82號……
也是在這個9月，一列安保級別空前的專列，從位于青海金銀灘的原子彈生產(chǎn)基地221廠駛出。
專列車廂里放置著試驗所用的核彈部件，各個車廂都裝有通信和空調(diào)設備，為了保證安全，防止火花，檢車使用的小鐵錘都換成了黃銅錘。所有的工作人員，都是被挑選出來的最優(yōu)秀的鐵路工作者。
專列到達烏魯木齊后，核彈部件要由汽車轉(zhuǎn)運到試驗場。白天運輸不利于安全保密，新疆公安廳經(jīng)過好幾天的觀察，發(fā)現(xiàn)在凌晨2至4點到場區(qū)的路上車輛最少，于是公安廳安排了一個小型車隊，連夜將核彈部件順利運到了試驗場區(qū)。
十月初，在距離鐵塔約150米遠的地下室里，專家們完成了原子彈的裝配，試驗進入最后的待命階段。
此時，經(jīng)過5個多月的跋涉，“打獵隊”終于完成了任務，走遍了羅布泊場區(qū)周邊的每一寸土地，讓他們略感“遺憾”的是，這一路并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特務。
10月上旬，“打獵隊”按照基地的指示，把巡邏范圍逐漸縮小到距離核爆心幾公里的地方。10月14日，他們來到了托舉原子彈的鐵塔下，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巡邏。
王萬喜后來回憶說，當時雖然不清楚核試驗的具體時間，但是大家都有預感，偉大的時刻馬上就要到了。
小分隊不知道原子彈爆炸的時間非常正常，因為中國第一次核試驗的“零時”，是在最后的時刻才確定下來的。
“‘零時’是原子彈起爆時間代號，‘零時’的確定，主要依據(jù)基地測定的天氣情況。大氣層試驗對空氣有污染，一般情況下，都要確定當天天氣晴朗，而且核試驗煙云經(jīng)過的地區(qū)未來三天無降水，才能進行核試驗。”馬國惠說。
根據(jù)基地天氣預報，1964年10月15、16日的氣象非常適合進行試驗，又經(jīng)過幾次氣象分析，專家發(fā)現(xiàn)16日比15日天氣更好。
10月15日12點30分，周恩來批示：同意基地建議，“零時”定在16日15時。
試驗場區(qū)進入“零前”24小時，核爆倒計時開始了。
東方巨響
爆炸前的最后一晚，二機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院長李覺將軍是在鐵塔下度過的。
16日一早，他向基地報告，請求六點開始插接雷管。
插接雷管相當危險，操作中必須保證斷電。根據(jù)當時九院的規(guī)定，插接雷管的人必須帶著啟爆臺上的鑰匙，但是基地主控站的規(guī)定是不準把鑰匙拿出去，根據(jù)張?zhí)N鈺的回憶，當時，“鑰匙”的問題還引發(fā)了一場小爭執(zhí)。
最后，張?zhí)N鈺自己帶著鑰匙，隨著插接雷管的六名同志，坐著吊籃上到了鐵塔上的爆室。
雷管安裝完成后，九院的試驗部副主任方正合上了起爆機電纜的電閘。
張?zhí)N鈺把墻上貼著的那張操作規(guī)程順手取下來，在上面簽了字。
此時，方正合上了最后一道電閘，從鐵塔上的核裝置到主控站的起爆電纜，已經(jīng)全部接通了。
那個上午，一道道充滿密語的電波在羅布泊與北京之間穿梭：
“8點鐘，老邱住上房，開始梳辮子。”“10點30分，梳完辮子。”“11點30分，第一次檢查完畢，結(jié)果正常。”
“老邱”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因為這顆原子彈長得像一個巨大的“球”。裝原子彈的容器代號“梳妝臺”，連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電纜線代號“辮子”。
大家都在為最后的時刻忙碌著。
張?zhí)N鈺和李覺是最后撤離爆心的，那時距離“零時”還有一個多小時。
回到主控站后，張?zhí)N鈺鄭重地把鑰匙交給在主控室主持試驗的張震寰，李覺則把另一把鑰匙交給了在指揮部等候的、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劉西堯。
當張?zhí)N鈺來到距爆心60公里的白云崗觀察所的時候，離“零時”已經(jīng)不到20分鐘了。
張?zhí)N鈺一直清晰地記著那個時刻，整個羅布泊陷入大戰(zhàn)前緊張的靜默中。
同是在白云崗，張愛萍將軍一直沒有按照指令背對爆心臥倒，旁邊的人問：“首長怎么不蹲下？”張愛萍說：“你們還年輕，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這個老頭子眼睛已經(jīng)花了，傷一點也沒什么。”
老將軍就那么一直站著，面朝著鐵塔的方向。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羅布泊爆發(fā)出驚天動地的巨響。
韓云升時任基地氣象站長，那個激動人心的瞬間他也在白云崗，他后來回憶說，“零時”一過，鐵塔處一個像太陽般的大火球翻滾著向上升起，一會兒，一朵蘑菇狀的煙云出現(xiàn)在場區(qū)中心。
當時，劉西堯急著問他：“你看云頂有多高？”韓云升根據(jù)平時的經(jīng)驗回答：至少有7000米。他話還沒說完，劉西堯就對著科學家們喊了起來：“7000米以上，7000米以上！”
云頂高度7000米以上，意味著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
頓時，整個白云崗被歡呼聲淹沒了。
“零時”之后5分鐘，核彈爆炸成功的消息通過電話線傳到了北京，當張愛萍向周總理報告“原子彈已按時爆炸，試驗成功”的時候，毛澤東卻異常冷靜地指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
事實上，原子彈爆炸后十分鐘，在馬蘭基地歡呼的人群之外，防化部隊20多個年輕的偵察兵穿著防護服、攜帶儀器進入了核爆區(qū)，他們要在輻射沾染區(qū)進行實地偵察作業(yè)。
“收回成果和取樣隊是每一次試驗過后第一批進入核污染區(qū)的，我自己也進去過很多次。”馬國惠說，“這種工作高度危險，要有很好的體力，還要全程穿著密封的防化服，一點都不能馬虎。”
正是這些年輕隊員的勇敢，換來了第一次核爆后基地最早一批檢測數(shù)據(jù)。
很快，一份證明確實是原子彈爆炸的詳細文字報告，經(jīng)過多方專家之手送到基地指揮部，又報到了北京。
毛澤東終于按捺不住內(nèi)心的激動，讓周恩來當晚在接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時，提前宣布了這一喜訊。
消息一出，舉國歡慶。
這次原子彈爆炸的當量到底有多大，為了得到最準確的數(shù)據(jù)，在原子彈爆炸后55分鐘，兩架伊爾－12運輸機從馬蘭基地旁邊的機場騰空而起，飛向爆心點騰起的巨大蘑菇云。
進行核試驗最重要的測試項目之一，就是分析核裝料的裂變?nèi)己�，以此來確定原子彈引爆后是否發(fā)生核爆以及核爆的當量。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核爆之后進行飛機取樣，獲得一定數(shù)量的放射性灰塵。雖然技術人員已經(jīng)對穿云取樣的安全程度做過論證，但是放射性灰塵到底對飛行員有什么樣的身體危害，大家還是有所疑慮。
明知極其危險，接受飛行任務的郭洪禮機組5名飛行員義無反顧，他們先后穿云三次，收集到足夠的樣品后，飛機才鉆出了蘑菇煙云。
他們?nèi)〉降臉颖颈凰偷奖本┍O(jiān)測分析，幾天后得出了一個重要結(jié)論，確定了我國首次核試驗的爆炸威力為2.2萬噸TNT當量。
這一結(jié)論，震驚了整個世界。
正如核爆成功第二天周恩來在向二屆人大常委會做報告時所說的：“隨著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現(xiàn)在是應該掃除一切自卑感的時候了。”
然而，對于馬蘭基地上的人們來說，1964年那一聲東方的巨響，只是他們在羅布泊荒原奮斗歷史輝煌的開端。
無名的英雄
1996年夏天，已經(jīng)調(diào)回北京工作的彭繼超帶著一顆朝圣的心再次來到羅布泊，他正在等待一場特殊的試驗。
在這依舊荒僻的地方，他發(fā)現(xiàn)了許多熟悉的面孔。
“我見到了很多參加過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爆炸試驗的老科學家們，他們多數(shù)都已年邁，卻仍然跋山涉水來到這里，為的是一份重要的紀念。”彭繼超回憶說。
他們共同等待的，是即將在這里進行的中國最后一次核試驗。
中國作出這一重要決定，既是為了響應廣大無核國家的要求，也是為了推動核裁軍而采取的實際行動。
作為最后一次核試驗的總指揮、馬蘭基地的第八任司令員，馬國惠曾被人稱為“枕著氫彈睡覺的人”。在1966年的氫彈原理試驗中，他作為一名年輕的技術人員，曾經(jīng)在托舉氫彈的百米鐵塔上連續(xù)工作了20多天，每天晚上都在氫彈旁邊和衣而睡。
30多年的時間，馬國惠都在羅布泊度過，他的孩子也生于此，長于此，羅布泊已經(jīng)成為他的第二故鄉(xiāng)。
在馬蘭基地，還有千千萬萬和馬國惠一樣，把一生奉獻給荒漠和核工業(yè)的“馬蘭人”。
從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到最后一次核試驗，從地爆到空投再到轉(zhuǎn)入地下，羅布泊在幾十年中一共進行了45次核試驗。
“基地最多時達到四萬人，直到最后一次試驗時，馬蘭基地還有一萬多人。”馬國惠說。
對于在基地奮斗和生活了一輩子的“馬蘭人”來說，最后一次核試驗，猶如一場集體的告別。
1996年7月29日，對于很多人來說都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但對于“馬蘭人”來說，卻是記憶中最驕傲也最傷感的一天。
在核爆后巨大的震顫中，彭繼超隨著回收隊一起，沖進了核爆心，他知道這將是自己最后一次和核試驗“親密接觸”。
那一天，不少“馬蘭人”都流下了熱淚。
隨即，我國政府鄭重地發(fā)表聲明：從1996年7月30日起，中國暫停核試驗。
1996年后，生活和工作在馬蘭基地的人們陸陸續(xù)續(xù)地回到了內(nèi)地。
馬國惠調(diào)任總裝備部后勤部長，退休后長期生活在北京。彭繼超在馬蘭基地工作近30年，終止核試驗前夕，他也被調(diào)到總裝備部，專心搞文學創(chuàng)作。
雖然已經(jīng)離開了那片土地，他們談起馬蘭基地，總是有著深深的不舍。
馬國惠說，有太多的人為了核試驗事業(yè)奉獻了自己的一輩子，這些人艱苦奮斗干驚天動地事，默默無聞做隱姓埋名人，這種奉獻精神是一種寶貴的財富。
“在基地，很多年輕人與戀人長時間無法見面，由于保密要求也無法通信，最終只得無奈分手。這些人中有的直到退休后才找到伴侶，有的甚至一輩子都沒有結(jié)婚。”他說。
同時，那些看不見的核輻射對人的身體到底有多少傷害，在醫(yī)學上也尚無定論。
還有很多基地工作人員，在“隱姓埋名”干了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后，又繼續(xù)成為不被人知曉的人物，過著平凡的生活。
“但是，在馬蘭基地的日子，仍然是很多‘馬蘭人’記憶里最美好的時光。”彭繼超說。
今日的馬蘭基地雖已經(jīng)停止了核試驗，但這里仍舊是一片軍事禁區(qū)。
基地生活區(qū)西門邊不遠處，有一座安靜的陵園，陵園的入口佇立著一座由兩彈之父周光亞題寫的紀念碑。
這里埋葬的是在馬蘭核試驗基地犧牲的人。彭繼超說，很多兩彈元勛和歷任司令的骨灰，也都留在了馬蘭烈士陵園里。
曾經(jīng)在這片土地上奮斗過的人們，不論今天身在何方，抑或已經(jīng)離世，這片土地都不曾忘記他們的名字。
談到核武器，人們從來都難以帶著溫情。但是，羅布泊這10萬多平方公里的核武器試驗場存在的最大意義，卻是為了打贏一場“去核化”的長期戰(zhàn)役，這里的一切都是為了銷毀而建立。
正如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后中國向國際社會發(fā)表的聲明中所說：“我們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滅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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