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奇

吳奇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近代化學系化學物理專業(yè)，1982年2月畢業(yè)后，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求學，師從朱鵬年教授。1987年9月獲化學博士學位后，又任博士后研究員至1989年5月。現(xiàn)為香港中文大學偉倫化學講座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教授、英國皇家化學學會邀請會士。在杰出青年基金資助下，吳奇于1996年在合肥建立了大分子膠體與溶液實驗室，開展有關方面的研究。作為世界上最權威的激光光散射專家之一，他和其實驗室以在高分子溶液、凝（凍）膠網絡、納米粒子和自組裝方面的工作成名。其科學成就曾贏得“求是”青年學者獎、中科院杰出研究生導師獎、香港裘槎基金會杰出研究獎和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等獎項。鑒于其對深入理解高分子溶液中鏈構象和相變化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吳奇分別于1999年和2003年獲選為美國物理學會Fellow和中國科學院院士。

1977年10月21日，當《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發(fā)了《高等學校招生進行重大改革》這一條新聞后，整整中斷了十年的高考開啟了包括我在內的一代人追夢大門。

12月10日，全國570多萬考生陸續(xù)走入高考考場，一代人的命運就此改變。正是借助了這場“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考試，我們才有機會讀千卷書，行萬里路，能夠平視這個世界上許多原來所景仰的。

回首當年，仍心存感激。在這個世界，比我們聰明的大有人在，比我們努力的人也大有人在，比我們既聰明又努力的人仍大有人在，我們個人的成長雖與自身的努力有關，但與國家則更是命運相連、息息相關。

試想，如果沒有1977年高考前后國家命運的改變，沒有鄧小平的一錘定音，我現(xiàn)已是一名下崗或退休的中學教師。是高考和時代的變化使得我們獲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因此，與上一代相比，我們少了一些盲從；與下一代相比，我們則多了一點責任。

動蕩中接受中學教育

1955年3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蕪湖市一個普通的家庭。幼年，上了當時蕪湖市最好的青山街（現(xiàn)為育紅）幼兒園。1961年，我入學蕪湖市第一中心小學，并進入市里六年制改五年制的教學改革試點班，采用的教材都是從北京運來的。三年級時，依據成績淘汰了三分之二，我有幸仍留在試點班學習。

學校給我們試點班配備了最強的老師——王啟鳳（語文）和陳志偉（算術）老師。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陳老師幾乎每堂課都會出10道大乘大除的算術測驗題，培養(yǎng)我們認真、快速和仔細的運算能力。正是得益于小學的嚴格算術訓練，才使得我在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很少因計算犯錯。5年完整和系統(tǒng)的小學教育給我打下了良好且堅實的基礎。

1966年，小學畢業(yè)后，“文革”開始，中小學關閉。原本該上初中的我，流落到街道上，每天和小伙伴兒們上山捉麻雀、逮蟋蟀，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野孩子”。

兩年后，中學復課，我進入東方紅中學讀書。初中兩年，許多的時間都被“開大會”和“喊口號”占據，學習在斷斷續(xù)續(xù)中進行。初中畢業(yè)時，絕大部分比我大一歲的同學都被下放到農村，而我因年齡較小得以繼續(xù)升學，并于1970年春季進入恢復后的蕪湖一中繼續(xù)學習。

幸運的是，正好有一批從大學下放到中學的老師，包括教我的羅擎珠（數學）、趙志秀（語文）、葉鳳翔（生物）和嚴映紅（化學，班主任）等老師。他們使得我在“文革”的混亂中得到了較完整的高中教育，受益匪淺。

成為一名編制外民辦教師

1972年，高中畢業(yè)前夕。當時，國內整體教育環(huán)境有所改變，1973年鄧小平復出工作，教學逐步恢復，然而因下放和退休等因素，中小學教師缺乏，蕪湖決定在3600多名高中畢業(yè)生中挑選120名進入教師隊伍，其中蕪湖一中分到12個名額。學校決定通過考試從近300名畢業(yè)生中選出24名參加市里的選拔考試。

面對下放和留城的抉擇，我決定參加考試，爭取留城當民辦教師，并最后在市里統(tǒng)一考試中，我考取了蕪湖一中第一名。就這樣，我和其他119名同學一起，在1972年夏天進入蕪湖師范學校，參加了為期半年的集中強化培訓。1973年，我先被分配到市教育局臨時幫忙，做一些簡單的行政工作；1974年初，再被分到蕪湖二十中，擔任一名化學老師，兼配合團委書記做共青團的工作。

當時，編制外民辦教師的月工資僅有25元。然而，這并沒有影響我們對教書育人的熱情與投入。當時蕪湖二十中的校長是一位資深的教育工作者，常常親臨課堂聽課，檢查備課筆記，并反復告誡我們，千萬不要將師生間的魚水關系變成油水關系。我想，即使在今天，這樣的教導也沒有過時。

為了加強與家長的溝通以及避免學生們對告狀性家訪的抵觸情緒，我們將家訪常態(tài)化，即：無論學生在校表現(xiàn)好壞，我們都堅持上門向家長匯報學生的表現(xiàn)，既有表揚，又有批評。

家訪通常都在下班之后。所以，每當我晚上八九點家訪后回家時，奶奶總會開玩笑地說：“上夜班的回來啦！”回首往事，我是十分地眷念那段時光，也許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時光：雖然貧乏和壓抑，甚至無知和偏激，但充滿了激情和理想。

如今，時代進步了，我們“落伍”了。今天的我也知道，這個世界充滿了不同深度的灰色，再也不是我們年輕時想象中的那樣黑白分明。

比其他人提前3個月復習

1976年夏天，我們學校有了一個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名額。我沒被推薦，很是遺憾。

1977年初夏，我冷靜地分析了“四人幫”倒臺后的形勢，判斷即使在推薦的基礎上，今年一定會采取某種形式的考試，所以，從7月份起我就開始復習高中的物理和數學（我教化學，所以基本不用復習）。當10月份正式得知高考消息時，我已比其他人提早3個月開始了復習。

雖然信心十足，但我不敢有絲毫懈怠，誰也不想失去這千載難逢的“天上掉餡餅”的機會。“夢寐以求”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當時的真實寫照。那時候，我白天教書，晚上挑燈，常常夜讀到凌晨。

1977年12月10日，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日子。揣著自己的理想，帶著家人的希冀，我走進了市二十九中的高考考場。兩天的時間，我們分別考了理化、政治、數學和語文，另外，我還額外地加試了英語。理科加試英語是希望增加錄取的機會。對當時的我而言，英語無異于天書。幸運的是，我復習到的一點點內容都考了，而沒有復習的則沒考。結果，我的加試英語竟然“意外”地考了76分（不計入總分）。

其間，還出了一點意外。第二天下午考政治，午睡后我匆忙離家時居然忘帶準考證了，到了考場才發(fā)現(xiàn)，焦急之時，幸虧父親看到我丟在家中的準考證，騎車趕來，把準考證送到考場，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當年是高考結束后才填報志愿。因在中學教書的緣故，我自然對化學相關的專業(yè)情有獨鐘，特別對化學催化更感興趣。而當時廈門大學和南京大學有關生物固氮的催化研究常見諸報端，我想在這二中擇一。巧合的是，有天我路過市招辦，在門外看到中國科技大學的招生簡章，其中的近代化學系的化學物理專業(yè)，也設有催化方向，并在安徽招收5名學生。相比之下，南京大學催化專業(yè)在皖僅招2人�？紤]到“中簽”幾率，我選擇了中科大的化學物理專業(yè)�；厥淄�事，這一偶然的機遇和決定，最終改變了我求學和研究的道路。

因父親的單位就在市招辦的樓上，他第一時間知道了我被錄取的消息。然而，午飯時，父親并沒有告訴我這一喜訊。那天下午，我從一位同學處得知。晚上，當我滿懷欣喜地告訴父親，他說“我上午就知道了，沒告訴你，怕你會范進中舉”。當年，好像滿分是360分，中科大在安徽的錄取分數線為275分左右，而我考了336分，在當年考入近代化學系的安徽考生中成績最高。

艱苦而充實的大學生活

當年高考是各省出題，教學大綱參差不齊，新生水平相差較大。為了便于教學，入學第一天，學校就組織了一次摸底考試�；瘜W的考分高至97分，低到4分。但這一切并沒有阻礙基礎差的同學們奮進。經過補習一些中學的知識，許多同學都趕上了教學進度。

大學生活艱苦而清淡，對大部分男生而言，每個月36斤的糧票僅夠勉強吃飽。由于上學前已工作多年，獨立的我也羞于花費拮據的父母省給我的錢。因此，每月僅依賴于17元的乙等獎學金生活。

正是在中科大，面對來自全國的精英同學們，我才第一次深深地體會到，何為“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于四年的中學教學經驗和獨立的自學能力，我很快地適應了大學的學習和生活。四年里，我的所有考試成績，包括測驗、期中和期末考試，均在90分以上，最終以GPA 4.0的全優(yōu)成績畢業(yè)，并獲得首屆郭沫若獎學金（1980年）。

我特別慶幸在中科大遇到了許多一流的良師。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馬興孝老師，他住校內，我們大家經常在晚上去他家請教。他曾說過：“什么是世界水平？世界水平就是在幾十個人里的水平！”作為一個大學生，我當時無法理解馬老師所講的，但今天明白了。我現(xiàn)在的辦公室里有一幅字，上面就寫著他對我們講過的一句話：“做人、治學，二者缺一不可，但首要的是做人，其次才是治學。”

此外，我還深刻地記得原子物理課老師的一句開場白：“一個好的物理學家知道如何近似，而不是知道如何精確。”當時我無法理解其意。如今，經過多年的學習和研究后，我才終于體會到其中的真諦，并以同樣的話反復地告誡我的學生們。

走得再遠，也未曾忘記初心

1981年，經中國科學院同意后，我們學校決定從77級中挑選40位應屆畢業(yè)生，送往國外深造，以便今后補充教學隊伍。但這40名學生要自己申請到國外的獎學金。近代化學系有5個名額，競爭激烈。幸運的是，學校規(guī)定榮獲首屆郭沫若獎學金的學生自動通過篩選。因此，我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并于1982年2月抵達美國紐約，前往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現(xiàn)為石溪大學）學習。

初到美國，反差極大，我經歷了人生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進超市，第一次吃漢堡、草莓、冰淇淋……

經過5年半師從朱鵬年教授的學習，我于1987年夏天獲得化學博士學位。其間，我太太（在蕪湖師范的同學）也于1984年年底來到石溪學習，1986年年初兒子溪石出生，1987年年底有了女兒洋石。我太太也獲得了英語外教碩士和語言學博士。我曾在博士論文的扉頁上寫下：謹將此論文獻給我所屬的土地和人民以及我全家�，F(xiàn)在的年輕人可能很難相信我們當時的那份真情。

1989年6月，我獲得洪堡研究獎學金，到德國巴斯夫公司，師從Dieter Horn博士。因此，我們全家去了路德維希港市。1992年，我決定放棄巴斯夫的永久工作，并降薪三成到回歸前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書和研究。許多親朋好友并不理解，甚至有些擔憂。但最了解我的父親則言簡意賅地說：“水滸讀多了！”

其實，我的決定完全基于心底里所追求的，我不可接受一輩子為別人工作的事實，我要為自己工作。這里的“自己”包含了“廣義”和“狹義”的自己。妻子理解我，說：“回去吧，否則，你會死不瞑目的！”為此，我將終生感謝她。

1996年，經母校俞書勤老師召喚，在國家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的資助下，我在中科大建立了第二個實驗室，終于實現(xiàn)了母校當初送我出國深造的目的。

同世人一樣，我也有人性的各種弱點，但對祖國和人民的那份熱愛支撐著我向前。我相信，當逝去的時候，如果國富民強了，我可以自豪地說，這里也有我微弱的貢獻；如果依然是民困國貧，我也可以無愧地坦言，已經和父老鄉(xiāng)親們同甘共苦了。

如今我已經走得夠遠，但心底里仍無比感謝1977年初冬的那次考試——借助那場公平的考試，我走出了家鄉(xiāng)蕪湖、安徽、中國；借助那場公平的考試，方可在世界上頂尖學府里報告我們的最新研究結果；借助那場公平的考試，我才有機會平視原來所景仰的……

回顧人生，我從不將自己取得的一點點成績歸于自身的努力；相反，我自感幸運和得以眷顧，一直受教于最好的老師，一直有理解、支持和相濡以沫的家人，一直有關心和愛護我的朋友和同事，一直在研究的緊要關口遇到好的學生……因此，我十分地感恩！

如今，我想對今天的年輕人說一句：請記住，無論何時何地，個人的命運都是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緊緊相連的。

（本報記者張思瑋采訪整理）

▲吳奇（前排左二）與中學所教學生合影

▲吳奇（右三）與師范同學合影

▲吳奇作為典禮致辭嘉賓回石溪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