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教學情

1983年，李田本科畢業(yè)，被分配到西安交通大學工作。而在這之前，李田原本并不想當老師。

“那時還是全國統(tǒng)一分配，我被分配到了交大。但那時候，我是一門心思準備考研的。”采訪中，李田說，那時候他甚至已經報考了外校的研究生。但因為一些其他原因，自己的這個夢想并沒有實現。最終，他選擇留在了西安交大。

那時候的李田對自己的教師生涯也沒有什么規(guī)劃，“只要對得起自己的工資就行”。自然，對教學他也并不是十分關注。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上世紀80年代末，他自己的孩子出生了。

“自從自己有了孩子，對于教育的事，我才真正上心起來。”李田說，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孩子的老師在教學上不認真、不負責，我會很傷心的，所以我也必須把自己的教學工作搞好。

慢慢地，李田熱愛上了教學，而這份愛一直持續(xù)到了今天。

李田說他并沒有太高的覺悟，因此只有真正碰到事情的時候，才會反思自己。從某種角度上說，是他的孩子激發(fā)了他對教學本能性的重視。而同樣受家庭成員影響的，還有于楊麗。

“我家是世代的書香門第，從小我就喜歡學習的氛圍。因此，這也成為了根植在我心里本能的興趣。”于楊麗說。

在于楊麗看來，教育領域的貢獻是潛在的，但力量更大。“在一條流水線上，做好的是一個產品，但教育一個人的收獲完全不同。”她說，和學生一起走完本科階段，并在這個過程中將優(yōu)秀思想、理念植入學生心里，待他們日后發(fā)揚光大。這比單純創(chuàng)造產品的社會貢獻要大得多，也深遠得多。

有受家庭環(huán)境影響的，就有受學校環(huán)境影響的。

從上學開始，顏靜蘭就一直遇到一些讓她印象深刻的老師。尤其在她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后，燕園內各式各樣的老師讓她大開眼界。“在北大我接觸的老師中，有的老師口才特別好，有的則屬于‘改革派’，很有自己的想法。”讓她記憶很深的是她當初的系主任李賦寧。當時，“新概念英語”剛剛被引入中國，李賦寧在講授這門課程時，一篇課文可以講一兩周的時間。“我聽的不是課，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教育。他不只是讓我們認識了幾個單詞，更是對我們的價值觀有所震動。”

正是這些學生時代的榜樣，讓成為師者的顏靜蘭有了職業(yè)生涯的標桿。“一個好老師會給學生留下終生的印象。所以，要么不當老師，要么就把它當好。”在她看來，當一名教書匠，絕不是教幾個單詞、一篇課文那么簡單，而是對學生的思維、眼界有所影響。“他們都是我的榜樣，我自己也會盡力做到教書育人。”顏靜蘭說。（陳彬）

教而知惑

從教30年的李田，似乎對教學以外的“身外之物”并不敏感。別人對晉升、工資調整敏感，可李田至今連自己的工資條都看不太懂。

“我的教師生涯基本上就是教書。學校要求在刊物上發(fā)表教學論文，我也從來沒有寫過。”李田說。許多年前，評職稱時不需要文章，但他的資歷不夠；等他資歷夠了，評職稱又要求有很多文章。若不是去年職稱評定，學院“破格”推薦，從教30年的他還是一個寂寂的老講師。

李田的惑，來自于職稱評定標準中，對論文要求的存疑。而于楊麗的惑，則來自于另一個角度——有關優(yōu)秀教師的認定。

對于教師的評價，高校普遍以科研成果認定，科研優(yōu)秀者平步青云。而對于教學出色的教師，僅是一句“很好”，便再無其他。

“現在可悲的是，評優(yōu)秀教師也參照的是科研標準。”于楊麗說，從綜合性的角度考慮，評優(yōu)秀教師科研不能缺。但有的優(yōu)秀教師評定是專門評教學貢獻，而高校卻依然照搬科研的評價思路。

按道理說，讓學生投票才能評出他們心中的優(yōu)秀教師，可如今，優(yōu)秀教師的評定絕大多數把控在高校手中。有時候評獎入圍人數少，高校還要優(yōu)先考慮領導、未來要評長江學者等殊榮的人。“評定優(yōu)秀教師因為有獎金、名聲的存在，已經演變成一種福利，為某些人歌功頌德的契機。”于楊麗說。

越是這樣，像于楊麗這樣熱心教學的教師就越想把正直的觀念傳輸給學生。因為“一個人改變不了整個世界，只能盡力做好自己的本職”。

還有一種惑，來自于人生變故。

一個大家庭8口人，親人陸續(xù)患癌離世，“好不容易照顧完一個，第二個親人又接著病倒了”。一年復一年，現在為親人掃墓的就只有顏靜蘭一人。

那時候的顏靜蘭很悲傷，學校、醫(yī)院兩頭跑，但從不在學生面前流露情緒。別人看到的她從來都是開開心心的，但其實是她遇到的大事太多了。

有一次，她在校門口遇到車禍，腦出血、骨頭也斷了。“第一個沖到醫(yī)院的是我的學生，昏昏沉沉中感覺到他幫我剪頭發(fā)、照顧我。”說到這段經歷，顏靜蘭至今心存感激。

要搞好教學，要照顧親人，又要平衡科研。她的時間靠擠！家人幫她買了緊鄰住家小區(qū)的上海植物園年票，但她一年只能去兩三次。長期熬夜，使得她心臟出現了問題。

“對于教學與科研的平衡，教學永遠是第一位，不要去想那么多，埋頭去做就是了。”王進義說。和很多奉獻教學事業(yè)的人一樣，無論多忙，每周六他都處于工作狀態(tài)，每周定期開小組會與學生交流，聽取他們匯報自己的閱讀和實驗進度……在他看來，這樣的小組會具有教學與科研雙重性質，“時間就那么點兒，能多做就多做些”。（溫才妃）

教育產業(yè)化當休矣

對于教學有著拳拳之心的教師，他們最關心的不是自身待遇的改善，而是對于教育宗旨、青年教師生存的擔憂。

回到多年前，一個有關教育產業(yè)化的話題。“如今的高校就像是一座工廠，學生是上帝亦是產品，校長是老板，教師是打工仔。”李田說。

“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用量化決定了評價。”于楊麗說，科研看論文、課題多少，教學看是否完成課時量。甚至連學生的德育教育，也試圖用開了幾門“兩課”來衡量。

各種急功近利的行為充斥了校園，導致教育偏離了育人的主旨。不注意解決這些問題，帶來的后遺癥非常嚴重。

李田告訴記者，近些年來招聘的新教師很少有從前的“主人翁”精神。“他會覺得，學校就是一個工作的地方，干不好、不喜歡就換地方。這種想法可能是和國際上‘接軌’的一種做法。但實際上，對于一個青年教師來說，對學校無自我認同沒有任何好處。”

高校逐漸從學生利益出發(fā)，變味為一味迎合學生的想法——學生說要什么，就有什么。于楊麗眼見著學生抱怨錄取的專業(yè)不行，找工作不理想……“他們境遇不佳，但卻從來沒有跟自己是否努力、是否付出聯系過。”

至于破解之道，教師們更多地寄托于“指揮棒”的改變。

李田認為，在當前環(huán)境下，拼命寫文章、忽視教學質量，是教師迫不得已的選擇。這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導向的問題。

“應該給熱衷教學的青年老師更多的生存空間。”這是本次采訪中全體教師的心聲。

盡管一些高校在職稱評定上對教學型、教學研究型、研究型已有所區(qū)分，盡管一些高校為奉獻教學事業(yè)的教師開通了破格的晉升機制，但是因為有關主管部門的指揮棒不變，部分高校“勢單力薄”的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小打小鬧”。

“教師的本分是教書。對于教學崗來說，教學上的考核應該擺在第一位。”顏靜蘭說。

而對于人才培養(yǎng)，于楊麗希望，高校培養(yǎng)的人才一定要德智兼?zhèn)�。這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高校應該建立淘汰機制，不要包裝學生，把不合格者包裝成合格的畢業(yè)生”。教育是樹人的工作，不是工廠的流水線作業(yè)。“哪一代人身上出現問題，甚至連這一個時代都要走一段彎路。”（溫才妃）

沒法用語言形容

“教學相長，教學中獲得的愉悅感是沒法用語言形容的。”

說起身為教師的快樂，顏靜蘭的表述是“沒法用語言形容”。而具體說起這些快樂的瞬間，王進義說“基本都是和學生取得的成績有關”。身為老師，看到學生們在自己的課堂上汲取到養(yǎng)分，最終成為優(yōu)秀的人才，無疑是老師們最開心的時刻。

和王進義類似，在接受采訪時，李田也說：“當老師真正的樂趣其實就是看到自己的學生真的有出息。”兩位受訪男老師的話都不多，卻洋溢著為人師表的自豪感。相比之下，兩位受訪的女教師顯得“感性”許多，提起教學中獲得的快樂，她們總能回想起一幕幕難忘的時光……

2000年，顏靜蘭自告奮勇開設全校公選課，為學生導讀《21世紀英文報》，既方便學生了解時事新聞，又讓學生學到鮮活的英語。上過讀報課的學生都稱“很享受”。顏靜蘭一邊講課，一邊在教室里走來走去，時不時地把擴音器放到學生嘴邊，和學生互動，教室里一片笑聲。在這樣的課堂氣氛中，顏靜蘭和學生的關系自然變得輕松愉快。

對于這樣的課堂效果，她也十分開心。“學生的反響讓我很開心。學生們畢業(yè)后在國外還繼續(xù)讀報紙。”

顏靜蘭認為，當老師最大的樂趣是和學生成為朋友。她告訴記者：“我剛從澳大利亞回來，有個學生一定要我住在他家，現在到全國、世界各地都有學生，有的學生即使成為成功人士了，他們也還會招待、感謝老師，就這樣，我和學生、家長們成了朋友。”在她看來，老師對學生的付出不是某一門課，而是給學生留下整體的影響，把一種價值觀、理念傳給學生。

顏靜蘭特別強調“朋友”這個概念。她說：“有的學生說老師像媽媽，總是‘孩子’‘孩子’地叫學生。其實我特別反對，老師就是老師。我們要把學生當作成年人來看待。老師要和學生做朋友，不要管長管短，而是要推心置腹地交談，相互信任，和媽媽的角色是不一樣的。”

于楊麗則說，把學生從懵懂未知培養(yǎng)到獨立自主，最后成為國家棟梁，是身為教師最大的樂趣。“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教育學生好像在生產藝術品，把藝術品塑造完美是我們最大的成就。少年強則國家強。憑一己之力，培養(yǎng)一批人，那是最大的成就感。讓學生的人生觀、處事的看法有進步，就是我們最大的收獲。”

教書這么多年，于楊麗已經快要退休，“但從來不覺得自己老了”。正是和年輕學生們在一起，使得她一直保持著年輕的心態(tài)。

“和年輕學生在一起，我汲取了很多陽光的成分。他們感興趣的東西，有些網絡語言，我們在課上也可以搬過來用于課堂講授。”有了這樣的心態(tài)，于楊麗和新進來的年輕教師溝通也很容易，“講話、思維方式都沒有代溝。他可能會有的想法，我們都站在他的角度想好了。許多年輕教師都跟我說，‘于老師，跟你講話，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不會像跟父母、長輩說話那樣拘束。”（韓琨）

記者手記

何謂“大師”

對于中國的高等教育來說，有這樣一群醉心于教學的老師，可以說是一種幸運；與此同時，當我們帶著一種“獵奇”心理看待這群醉心于教學的老師時，對于中國的高等教育來說，這又是一種莫大的不幸。

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在就職演講中，他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論斷，直到今天依然是對“大學”含義的最經典注解。近一個世紀以來，圍繞這句話，人們作了太多的引用、注解、引申、爭論……然而，卻很少人注意到，梅校長口中的“大師”究竟是什么？

科學大師？教學大師？

沒有“教學大師”。因為在中國的高校中，“大師”只屬于科學。我們有“教學名師”，但在我們的“教學名師”中，又有幾個沒有一流的科研呢？于是，在中國的大學里，只醉心于教學的那群“另類”，就成為了很多人眼中名副其實的“教書匠”。

但是，中國的大學需要“教書匠”，因為在我們的人才培養(yǎng)工作中，需要有人為初登科學殿堂的孩子們打下基礎，需要有人用引人入勝的教學手段讓他們領略科學的美好，需要有人告訴他們，大學的學習是美麗的，課堂是美麗的……

這樣的“基礎性工作”，很多時候與“科技前沿”關系不大，卻與教師用心與否關系莫大。而這，正是“教書匠”們最愿意干的一件事。

那么，當這些“教書匠”舍棄了原本可以使他們“功成名就”的科研工作，專心于教學，專心于高校最本質的工作時，我們是否應該正視他們的存在，我們是否應該為他們想一想，我們是否應該解決一些他們的實際困難呢？

在今天，憑借教學成果，他們也許依然成為不了“大師”。那么，就讓他們成為一個快樂的“教書匠”吧。（陳彬）

聲音

王進義：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理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微流控芯片技術、微納生物技術及藥物學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在科研的同時，王進義先后承擔多門專業(yè)課程的教學。他遵循教育規(guī)律和人才成長規(guī)律，注重學生科研方法與思維的訓練，2014年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教師。

于楊麗：

廈門大學物理與機電工程學院副教授。31年來，她一直堅持板書教學，始終保持著熱情飽滿的教學風格，學生說她“好像要在黑板前舞起來”。她是學生票選的“最受歡迎女教師”“我最喜愛的十位老師”。對于教學的熱忱與用心，讓她充滿魅力。

李田：

西安交通大學數學與統(tǒng)計學院副教授，1983年進入西安交大，2014年因為教學成績優(yōu)秀，在學院推薦下，“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多年來，他一直承擔《數學分析》課程的教學任務，這是數學專業(yè)本科學生的第一大課。

顏靜蘭：

華東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15年前，她自告奮勇給學生開設了公共選修課“21世紀英文報導讀”，而今，這門讀報課已是華東理工大學最受學生歡迎的“明星”課程。課堂教學中哪里最困難，她的崗位就在哪里。她說，我就是喜歡接受挑戰(zhàn)！

●四川大學教師周鼎：為什么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每況愈下？因為一個老師的職稱只與他的科研成果有關。所有高校領導都在說，我們必須重視教學。他們一邊說著，一邊看著論文發(fā)表的數量。

●教育專家熊丙奇：那些奮戰(zhàn)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在維系著大學岌岌可危的教學，可他們卻在大學里是最不被待見。他們不但不能拿課題提成，薪酬微薄，而且由于沒有達到考核硬指標，已無法在大學生存。

●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李培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研究做得好，對于教學是有好處的。一個研究做得好的人，我相信他講的課一定會更生動。研究做得好，視野一定會更開闊，而且他還會有一些新的東西。就算他不去詳細地講這些新東西，只是隨便點撥一下，也能引發(fā)學生思考，對學生也是有很大好處的，這就是研究對教學的好處。所以，我不主張研究和教學分離。怎樣才能讓研究做得好的教師（其中很多是優(yōu)秀教師），盡可能多地走上講臺，多和學生接觸，這才是我們應該思考和行動的。（韓琨整理）

為防止簡歷投遞丟失請抄送一份至：boshijob@126.com（郵件標題格式：應聘職位名稱+姓名+學歷+專業(yè)+中國博士人才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