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女性在學術界最高機構中的代表性進行的首次全球調查顯示，全世界科學院成員中只有不到八分之一是女性。
南非科學院（ASSAf）和國際科學院合作組織（IAP）日前報告稱，在于2013～2014年接受調查的69家科學院中，女性成員僅占到12%。古巴科學院的女性占比最高，為27%，而坦桑尼亞科學院和波蘭科學院的女性比例最低，為4%。
在ASSAf協(xié)調此項調查的Dorothy Ngila表示，女性在科學院中的代表性不足是個大問題，因為這些機構既是楷模的來源，又提供科學政策建議。“它們應當確保自己的成員和報告能反映這個世界的多樣性。”Ngila說，“你不能僅利用一半的團隊成員向政府提供建議。”
IAP是一個科學院間的全球網絡。對IAP成員進行的調查是同類之中最全面的一次。然而，Ngila介紹說，并非所有科學院都收集了關于女性參與度的數據。“最引人注目的調查結果之一是科學院并未有意識地在收集這些數據。”為了針對女性在科學院內的低代表性采取行動，這些機構必須首先報告并分析相關數據。
Ngila表示，盡管如此，現有數據還是提供了一些重要見解。比如，中南美洲科學院的女性比例最高，在女性成員占比排名前十的國家科學院中有6家來自中南美洲。之所以會有這么高的數量，部分原因在于這幾家科學院均有一名致力于性別問題的成員，并將其作為美洲間科學院網絡所屬“女性科學計劃”行動的一部分。“對每家科學院都能報告其發(fā)展軌跡的期待，給它們施加了做更多事情的壓力。”Ngila說。
對性別差異感興趣的英國劍橋大學物理學家Athene Donald表示，一家科學院只有像皇家學會那樣，擁有明確且既定的意圖去鼓勵更多女性提名者進入潛在的候選人之列，才會取得進步。沒有此類舉措，“數量不會很快上升”。
Donald認為，成為國家科學院的成員會被期待授予威望，因此如果女性當選的可能性一貫較低，那么她們被要求在政策和教育中承擔其他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也會變低。“所以，后果遠遠超出了單個的科學院。”
同時，Ngila承認，由于此次調查的數據參考了一家科學院整體成員而非最新吸納成員的構成，因此可能沒有反映在提高女性代表性方面所作的最新努力。比如，在英國，只有6%的皇家學會會員是女性，但2015年新當選會員中有20%是女性。
報告發(fā)現，總體上，在接受調查的科學院中，只有40%有明確提及有必要增加女性在科學院活動中參與度的適當政策或策略。而Donald認為，這一數字“低到令人失望”。與此同時，只有三分之一的科學院有解決性別或多樣性問題的委員會，盡管向諸如聯(lián)合國等國際機構提供建議的國家科學院聯(lián)合體——國際科學院理事會在2006年的報告中便提出了這項建議。
與此同時，報告作者比較了科學院中的女性代表和每個國家的女科研人員占比，發(fā)現兩者只存在微弱的正相關。
Ngila表示，在全球范圍內收集數據方式的不一致，意味著不可能將這些數據同每個國家的女性教授數量進行比較，雖然這種信息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每個國家有多少符合資格的女性候選者。當《自然》雜志匯編了獲取到的歐洲國家的此類數據時，發(fā)現一個國家教授職位中的女性比例和科學院中的女性占比幾乎沒有相關性。
只有1家接受調查的科學院——日本科學理事會的女性成員占比超過女性在該國整體科研人員中的占比。
挪威奧斯陸阿克斯胡斯應用科學大學學院院長、該國科學界性別平衡和多樣性委員會主任Curt Rice認為，通過吸納更多女性成員，科學院能增加女科學家的顯示度，并且在招募更多女性參與科學研究上發(fā)揮積極作用。他認為，科學院不僅應更好地反映女性在科學界的代表性，還要描繪出它應該是什么樣子。“我希望看到它們承擔起變革催化劑而非保守主義代言者的責任。”（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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