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北京清華大學，學生們在校園悼念楊絳先生。當日凌晨1時，當代著名作家、外國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楊絳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5歲。消息傳來，清華師生以多種形式緬懷這位傳遞溫暖與大愛的老學長。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李雋輝/攝

這是20世紀80年代楊絳和丈夫錢鍾書在北京南沙溝家中陽臺的合影。新華社發(fā)

楊絳最后一組散文發(fā)表于2013年10月15日，題目叫《憶孩時》。這一年她突然想到：五四運動時身在現(xiàn)場的人，現(xiàn)在大概只有她一個了吧？

她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后一個見過五四運動現(xiàn)場的人了。而她跨越百年的人生遠比網(wǎng)絡上流傳的“雞湯文”更豐富厚實。她出生在清宣統(tǒng)三年，不僅見過北京大街上身穿竹布長衫的學生舉著小旗子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勞工神圣！”“戀愛自由！”也熟悉張勛復辟時空曠的北京街道，以及如何在噼噼啪啪的槍響中彎腰奔跑。少年時，她見過蘇州楊宅前前后后的電燈同時點亮，又霎時變暗的情景；二戰(zhàn)后，她見過父親生前心愛的竹根雕陳摶老祖像，被陳列在上海霞飛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里。

此后的人生中，她還經(jīng)歷了解放軍進城、新中國成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當硝煙散盡，她的作品重新出現(xiàn)在書店熱銷榜上的時候，讀者已經(jīng)把她視為舊時代大家閨秀的代表，錢鍾書先生的夫人。

但在最初，還沒有“楊絳”這個筆名的時候，籍貫江蘇無錫的北京小妞楊季康是一個再新潮不過的女性。1912年7月17日，她的父親、同盟會成員楊蔭杭為女兒慶祝一周歲生日，認定“滿清既已推翻，就不該再用陰歷”，因此楊絳的生日從來都只過陽歷。

她生于清末。她常自豪地對人說：“我比中華民國還年長100天！”

從小她就是個調(diào)皮的女孩，讀的是“文白摻雜”的課本，在天主教會辦的洋學堂里“掐琴”、跳繩、拍皮球，甚至裝睡偷看修女姆姆頭上戴幾頂帽子�；乩霞覠o錫時，她的一身裝扮引發(fā)當?shù)氐睦仙賸D女涌上大街圍觀，鄉(xiāng)親們毫不客氣地呼鄰喚友：“快點來看呶！梳則辮子促則腰裙呶！”（無錫土話：“快來看哦！梳著辮子束著裙子哦！”）

長大后，與同時代的女性不同，她自己選擇了職業(yè)與丈夫。

她始終與舊式婦女的柔順挨不著邊。上海淪陷時，楊絳經(jīng)濟困頓。但她寧愿當個代課的小學老師，也不愿應恩師的邀請去當中學校長。

她從來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這點終身未改。

2013年出版的《楊絳全集》中收錄了她的三封信，都寫于2001年。一封寫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舒乙，聲明她和錢鍾書不愿入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一封信寫給文聯(lián)領導，表示錢鍾書不愿當中國文聯(lián)榮譽委員，她也不愿違背其遺愿給文聯(lián)的“豪華紀念冊”提供十寸照片；最后一封信寫給《一代才子錢鍾書》的作者湯晏，在信中，楊絳表達了對他觀點的不贊同：“錢鍾書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幾個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深愛祖國的語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意用外文創(chuàng)作。假如他不得已只能寄居國外，他首先就得謀求合適的職業(yè)來維持生計。他必須付出大部分時間保住職業(yè)，以圖生存……《百合心》是不會寫下去了；《槐聚詩存》也沒有了；《宋詩選注》也沒有了；《管錐編》也沒有了。”

楊絳一輩子沒用文言文跟人通過信，毛筆字寫得也很“笨滯”。要說她文字里為什么沒有人們熟悉的“現(xiàn)代氣息”，楊絳覺得，“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

這樣一個新式的楊絳，偏偏遇到了舊式大家庭里出來的錢鍾書，一個分不清左腳右腳、興起時會抓起毛筆往她臉上畫大花貓的讀書人。后來她曾經(jīng)想過，要是按照錢家的規(guī)矩包辦婚姻，她公公一準會給這個“癡氣”的兒子找個嚴厲的媳婦，把他管得老老實實。

但她只想維持住丈夫的“癡氣”。生孩子住院時，錢鍾書常常苦著臉來匯報“我做壞事了”，有時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時候砸了臺燈，有時候不小心拔下了門軸上的門球，楊絳只說：“不要緊，我會修。”

晚年，她不止一次告訴別人：“錢鍾書曾和我說他‘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我覺得這點和我的志趣還比較相投。”上海淪陷時，為了讓丈夫安心寫《圍城》，她自己扛起了生火燒飯洗衣的擔子，常常被煤煙熏成花臉，也并不覺得有什么難過。她曾被叫去日本憲兵司令部接受盤問，出門手邊還不忘帶一卷《杜詩鏡銓》。日本人見到她，先笑說：“杜甫的詩很好啊。”

她后來說，錢鍾書雖然愛學問，但也知道自己不是有錢人家子弟，先得有個職業(yè)圖生存，剩余的精力才能拿來做學問。“他的志向雖然不大，卻也不小了。”

她說，支撐她驅(qū)散恐懼，走過艱難困頓的，是對文化的信仰。

在日據(jù)時，她相信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一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她不相信傳承數(shù)千年的文化，會被暴力毀于一旦。“抗日戰(zhàn)爭不久，解放戰(zhàn)爭又起。許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國外逃跑，”很多年后，96歲的楊絳在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寫道，“我們的思想并不進步。我們讀過許多反動的小說，都是形容蘇聯(lián)‘鐵幕’后的生活情況，……我們考慮再三，還是舍不得離開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飯過日子，做馴順的良民，終歸是可以的。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不是不得已。”

于是她在亂世里把自己管轄的廁所打掃得纖塵不染，也有人回憶說，一次批斗會上，面對造反派的戰(zhàn)斗檄文，其他批斗對象都低頭認罪，楊絳居然紅著臉、抬著頭說：“事實不是你們說的那樣！”

她被剃了個“陰陽頭”。錢鍾書急得問“怎么辦？”

“總有辦法。”她連夜給自己做了一頂假發(fā)。

“‘文化大革命’以后，那些傷痕文學作家都在寫他們怎么受苦，她就在受苦的過程中寫到了怎么看那些人在不得不作態(tài)的情況下對他們提供的那一點點人性的溫暖”，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在2014年讀過《楊絳全集》后如是說。

他注意到，在楊絳筆下，許多被視為“禍端”的年輕人，到底也只是大浪潮下被革命激情裹挾的“披著狼皮的羊”。她甚至在散文中感激這些“羊”替他們老夫婦打掩護，幫她更快地完成了《堂吉訶德》的翻譯。

后來，她說：“世態(tài)人情，比明月清風更饒有滋味；可作書讀，可當戲看。書上的描摹，戲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是文藝作品；人情世態(tài)，都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驚，令人駭怪，給人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娛樂。惟有身處卑微的人，最有機緣看到世態(tài)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對觀眾的藝術(shù)表演。”

當一個更熱鬧的時代來到楊絳身邊時，滿世界年輕人已經(jīng)很少再能辨識出她的“新潮”了。

錢鍾書去世后，她在家中著書、譯書，并整理丈夫的遺作。人們贊嘆她淡泊名利，竟不愿領導拜訪；大書特書她在北京三里河的寓所沒有裝修，只有白墻與水泥地，天花板上還有幾個手印，據(jù)說，那是錢鍾書在世時楊絳登著梯子換燈泡留下的；人們更驚訝于她竟將稿費全都捐給清華“好讀書”獎學金，支持家境困難的大學生繼續(xù)學習。

在百歲之際寫下的散文集里，她說，自己一輩子“這也忍、那也忍”，無非是為了保持“內(nèi)心的自由，內(nèi)心的平靜”。

人生的最后幾年，楊絳回顧自己的作品，很奇怪，自己在散文中回憶過父親，回憶過姑母，怎么沒有回憶過母親呢？母親忠厚老實，一點兒也不敏捷，就算有人欺負她，她往往要好一陣才明白過來：“哦，他（或她）在笑我。”媽媽愛讀小說，新小說舊小說都看，有時看得癡癡地笑。

“我早已無父無母，姊妹兄弟也沒有了，獨在燈下，寫完這篇《回憶》，還在癡癡地回憶又回憶。”

就算到了100歲以后，楊絳每晚睡前還有翻舊書的習慣。有的書上還留著錢鍾書曾經(jīng)的折角、圈的點、畫的勾，她跟著一一細讀。

102歲那年，楊絳讀著一本滿是丈夫批注的《明清史論著集刊》，忽然想起童年時，爸爸牽著她的手，讓她對客廳里一位說常州話的客人行個鞠躬禮，喊一聲“太先生”——那位叔公，不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嗎？那一刻，琢磨明白了典故的她恨不能告訴鍾書，自己曾見過這位作者。

——讀書，思考，寫作，這可能是她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一輩子只做了那么一點事。一輩子沒有停止。（原標題：楊絳：舊時代的新人 新時代的舊人）

本報北京5月25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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