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克·普雷斯，圖片來源： Ohio History Connection

1872年清政府選派官費留美幼童起，是為中國留學潮之濫觴，至今已有近150年的歷史。這是曾經沉睡的中國人，睜眼看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最重要的途徑。

在這段歷史中，曾經有一位美國重量級的科學家對中美之間科技教育交流產生了開創(chuàng)性的影響，他就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前院長弗蘭克·普雷斯(Frank Press)。

普雷斯于2020年1月29日在美國去世。近日，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專門撰寫了文章Frank Press, A life of magnitude，以紀念他在科學及政治經濟領域產生的獨特而又持久的影響。

文章所提及的，他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所產生的重要交集，值得科學共同體重新憶起。尤其在當下特殊的歷史時期，從這段故事出發(fā)，也許可以為我們再一次理解、思考、定位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帶來啟發(fā)。

“我們可以接受10萬中國學生”

1978年7月初的一天，凌晨3點左右，美國總統(tǒng)吉米·卡特被一通越洋電話叫醒。

“為什么這么早給我打電話？”卡特意識到，情況不同尋常。

電話的那一頭是卡特的科技顧問兼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弗蘭克·普雷斯，他正在北京，與鄧小平在一起。

“是因為有什么壞消息嗎？”卡特問道。

“不是。是因為鄧小平問你，是否接受5000名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學習。” 普雷斯報告說。

“告訴他，我們可以接受10萬中國學生。”卡特答得干脆。

當時，中美并未正式建交，但在中國已經掀起的一場改革巨浪中，留學有著和恢復高考一樣的地位。

早在1977年，復出工作的鄧小平就主動提出協(xié)助華國鋒、葉劍英管教育和科學。為此，他專門請來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方毅和教育部長劉西堯，討論教育問題。當時他提出，一定要吸收世界先進的東西，要派留學生出去，請人來講學。

普雷斯敏銳地意識到了中國醞釀中的變革思維。早在1978年1月23日，他便向卡特提出了一項重要建議——應主動與中國開展廣泛的科技合作。

而他說服卡特的理由是，同中國開展科技合作對美國有重要利益，其中就包括，在兩國具有影響力的年輕一代科技人員之間建立長期聯(lián)系。

盡管這背后的根本原因還在于蘊藏的巨大的貿易潛力，及其政治策略的需要，但卡特總統(tǒng)的高級顧問們的確是找到了發(fā)展美中關系的突破方向，那就是開展美中科技合作。

1978年3月18日，中國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科學技術的地位以及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6月23日，鄧小平在聽取清華大學工作匯報的同時，對留學提出了重要指示：“我贊成留學生的數(shù)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今年選三四千，明年派萬把人。”

被這番話震撼到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還有普雷斯。

作為回應，半月之內，普雷斯就親率一支美國科技代表團訪華，成員包括美國政府所屬科學基金會、宇航、農業(yè)、衛(wèi)生、地質、能源、商務等部門和國務的科學家及高級官員。這也是美國向外國派出的“最高規(guī)格的科技代表團”。

他們的到來給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就是要以科技合作推動中美關系正�；�。

為加速促成留學事宜，鄧小平還親自接見了普雷斯。

回到美國的普雷斯，立即投入到擴大美中科技關系的工作中。8月25日，他和美國25所大學的代表在總統(tǒng)府舉行會議討論，后者愿意立刻接納50名中國留學生，并在次年提高到500名。

僅僅過了一周，普雷斯正式向方毅發(fā)出邀請，請中方組團赴美商談派遣留學生事宜。

而大洋彼岸的中國，早就在具體實施辦法和留學人員選拔方面進行了準備，并于10月7日至22日，派出中國教育代表團在華盛頓進行了正式談判。

當時率團叩開中美互派留學生之門的是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這位被稱為“最了解相對論的中國人”，1924年被清華大學派往美國留學，23歲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他一直是國內留學政策的支持者和推動者。

“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chuàng)造的財富,它不受國界的限制。我們要廣泛地從外國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設備,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我們不僅今天要學，即使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要把學習外國和自己的獨創(chuàng)結合起來……”

首次談判中，周培源的發(fā)言意味著，向國外學習會是中國尋求未來發(fā)展的一條重要政策。這也表明，在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之后，中國正重新理解、思考、定位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這次談判最終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內容囊括了留學性質、交流范圍、經費來源、注意事項等諸多方面。11月25日，中國教育代表團在《訪美總結報告》中正式提出1978年內“第一批先派進修人員”。

“仿佛來到了另一個星球”

1978年12月26日晚，52名統(tǒng)一著裝的科研人員依次登上了一架波音707飛機，他們從北京起飛，途經法國巴黎，最終抵達美國舊金山。

他們當中，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幾近50歲，平均年齡41歲，其中有6名是女性。這是因為當時國力有限，寄希望于盡快獲得成效，首批派出留學生以進修生為主，都是高校、研究所已經有了相當水平的教師、工程師。

在那個國內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50元的年代，這群留學生半年的預算就達到了30萬美元。

跟隨他們一起漂洋過海的，是整個國家的理想、抱負。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結束了長達30年之久的不正常狀態(tài)。一個月后，這群留學生又親歷了中國外交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鄧小平率團出訪美國，并在1月31日與卡特簽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和文化協(xié)定》，將1978年同美方談判的關于派遣留學生的口頭諒解變成了正式協(xié)議。

從此，中國的留學浪潮真正按下了重啟鍵。

但是，早年能派出的留學人員數(shù)量十分有限。為了給國家培養(yǎng)更多人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教授李佩在國家出錢公派之外，想方設法地開拓了“資助公派”渠道，為更多科研人員有機會留學打開了新的大門。

中科院原黨組副書記郭傳杰就曾是這支大軍中的一個。

那是1981年10月18日，剛踏上美利堅的國土，所見所聞，無不給他以強烈的震撼——“仿佛來到了另一個星球”。

“到處都是高速公路，還有成片成片的草坪綠茵。”郭傳杰回憶，最讓他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叫做“超市”的地方，琳瑯滿目的各色貨物擺滿了貨架，隨人挑選。而當時，在北京，“高速公路”“超市”的詞兒都沒聽說過。

一時間，各種文化、觀念的碰撞異常強烈，但人的眼界也因此得到了飛速的拓展。

科研人員最關心的自然還是他們的業(yè)務問題。在康奈爾大學，郭傳杰從事的是計算化學研究，具體方向是用計算機專家系統(tǒng)解釋復雜的化學結構。這在國內幾乎是個空白，而在美國，科研人員已經在使用世界最先進的IBM370系統(tǒng)了。

當郭傳杰第一天見到導師、美國科學院院士F.Mclafferty時，老師就問他：

“你準備開始做什么課題？”

“我想先查查有關文獻。”

“需要多久？”

“一個月吧。”

“最多兩天！不用看別人的，看看我們自己的就行，這兒就是最前沿。”

廢寢忘食的學習、思考和研究，幾乎是那個階段中國留學生生活的唯一寫照。

郭傳杰說，也正是因為這段高強度的學術訓練，以及各種跨文化的交流體驗，留學生們都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迅速取得了進步，以中國人特有的勤奮和智慧，贏得了學術同行的認可。

相較于學術生態(tài)自身的包容與開放，國家之間的政治、外交環(huán)境往往并不總是那么和緩平靜的。郭傳杰清楚地記得，當年留學生們也一度接到我國駐紐約總領館的口頭通知，要做好隨時“回家”的思想準備。

“思想開闊，開大門，走大路”

兩年后，當郭傳杰回到國內，留學浪潮又迎來了新的歷史節(jié)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國家正式開放了自費留學政策，“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總體方針，讓留學人員數(shù)量真正開始走向井噴式發(fā)展。

據《21世紀中國留學人員狀況藍皮書》（以下簡稱藍皮書）統(tǒng)計，到2020年，改革開放后累計出國人數(shù)將達到900多萬人。其中，2002~2012年，我國留學人員平均年增長率為16.16%。

中國人出國留學，如果從1872年清政府選派官費留美幼童算起，至今已有近150年的歷史了。不同歷史時期，從人員規(guī)模到年齡構成，從留學方式到學科、職業(yè)選擇，從留學理念到價值觀念等都發(fā)生了深刻變化。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提到，留學人才的去留之間，是個不得不提的話題。

在藍皮書中可以看到，從1979年到2000年，中國公派留學生超過45萬人，但歸國的僅有13萬人，不到三分之一。

究其原因，他認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西方經濟文化的差距使得歸國吸引力不足。但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國內經濟環(huán)境的改善、市場競爭力的提升，“海歸”有了更多就業(yè)機會，回流人數(shù)也明顯增加。

無論在任何歷史時期，留學都是“重塑”中國的一條重要途徑。

特別是在上個世紀，孫中山、詹天佑、蔡元培、陳獨秀、周恩來、鄧小平、李四光、嚴濟慈、華羅庚、錢三強、錢學森、鄧稼先等一系列在百年留學史中燦若星辰的人物，無一不是歷史變革的引領者、創(chuàng)造者。

歷史延續(xù)到今天，藍皮書中提到，有84%的中國科學院院士、75%的中國工程院院士、77%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62%的博士生導師和71%的國家級教學研究基地主任都曾有留學經歷。

在王揚宗看來，留學歸國投身于科教領域的人才，為近代以來中國基礎科學與技術革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在科技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制定、學科體系的建設、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縮短中國科研水平與國際水平的差距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可忽視的是，大量沒有歸國而從事科研工作的人，事實上也大大充實了當?shù)乜蒲腥瞬诺年犖椤?rdquo;王揚宗認為。

打通、維護中西方留學之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改革開放直到今天，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始終對留學領域的選擇有所保留，一些尖端敏感的學科開放程度較低，甚至采取封鎖的做法。

可無論未來會遇到何種困難和阻力，郭傳杰認為，在留學工作中，我們必須堅持當年改革開放所提出的“思想開闊，開大門，走大路”的原則。

“自然科學的理論與社會的實踐都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封閉的系統(tǒng)，其前途只會走向落后、消亡。而我們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我們，正是因為國家一直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努力理解并實踐著世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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