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采訪疫情相關的科學話題時，有十年科技新聞從業(yè)經驗的筆者遇到了無數次的“婉拒”和“直拒”：
“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否則很快就會‘人肉’我了。”
“還是不要提我的名字了！”
“這個問題別正式發(fā)表�。�”
“你這個話題太‘敏感’了。”
“因為之前接受過采訪，單位已經提醒我了，所以……”
甚至為了一個科普話題，筆者聯系十位科學家，最后只有一位同意發(fā)聲。
科學家們?yōu)楹尾辉敢獍l(fā)聲？
病毒狡猾莫測，信息魚龍混雜。為了宣泄緊張情緒，也因為被謠言所惑，一些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對科學家進行狂歡式的“群毆”。
而一些科學家、科學機構的不愿言、不敢言，又進一步加大了公眾與科學家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距離。
這個局面不禁讓人產生一種錯覺：科學界被流言蜚語擊得不戰(zhàn)自退、“萬馬齊喑”了。
何至于此？
在當前人人都是“傳聲筒”的時代，眾聲喧囂是常態(tài)。自媒體和社交平臺一方面讓民眾更方便獲得信息，更好發(fā)揮其監(jiān)督職能；但另一方面，一旦“正道”消息不能及時傳播，它們也可讓各種“小道消息”一夜之間滿天飛。
目前，利用公眾急于知曉病毒來源、傳播特點和救治方法等心理，一些謠言制造者更是斷章取義、無中生有，讓一些科學素養(yǎng)不高的公眾被誤導，進一步形成輿論的“蝴蝶效應”。
對此，荷蘭萊頓大學傳播學者克羅斯（A·Chorus）曾提出一個影響謠言傳播因素的著名公式：謠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或R= i×a/c）。
即謠言產生與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而與公眾的判斷能力成反比。
換言之，謠言傳播的影響力與信息的及時透明、公民的科學素養(yǎng)緊密相關。
在我國，公民科學素養(yǎng)仍是一塊短板。
從第十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調查結果看，2018年我國公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為8.47%，而目前美國這一比例為28%，加拿大為42%（2014年）、瑞典為35%（2005年）。這一數字與當前我國經濟和科技發(fā)展的速度極不相稱。
若以上述理論和數據為依據，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次疫情中謠言的泛濫也與長期以來我國的科普欠賬不無關系。比如，科學規(guī)律的得出需要一定的認知過程，這是科學界的常識，正如新冠肺炎的診療指南現在已經更新到了第六版。
但當科學家對這一新的未知病毒發(fā)展作出的階段性判斷出現某些偏差時，一些自媒體揪住問題進行無限放大，煽動公眾對科學家和科研機構進行無底線攻擊，全面否認科學界的貢獻，讓一些不分晝夜與病毒戰(zhàn)斗的科學家感到寒心，選擇沉默。
但科學界也應該反思，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過去對科普工作不夠重視，科學精神沒有深入人心，才讓危急時刻科學家的形象如此容易被抹黑。
其實，讓公眾走近科學、信任科學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疫當前尤其如此。這更需要科學家在這些特殊時刻敢于做科普，盡可能地讓公眾站在科學的一邊，用科學戰(zhàn)勝謠言。
正如原中國科技館館長李象益所說，公眾可以在辟謠的過程中“去思考、去分析、去辨析，以科學的思維和方法，從科學的角度提高和培養(yǎng)他們的素質”。
如果說信息公開是最好的辟謠“疫苗”，科學家的發(fā)聲就是最有針對性的“藥物”。
也正如世衛(wèi)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所說，“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以科學和證據指導政策。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陷入分裂和不和，邁向黑暗的深淵。”
讓我們?yōu)槟切⿷?zhàn)斗在疫情一線、默默堅守崗位的科學家們喝彩，也為那些敢于直面流言、發(fā)聲釋疑的科學勇士們鼓掌。
一個失去科學家聲音的社會，將被謠言裹挾。
我們迫切需要，越來越多的科學家逆流而上，回應疑問，粉碎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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