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首都,一個具備國家規(guī)模的自然博物館,勢在必建。”
整整40年前,中國科學院四位院士裴文中、徐仁、鄭作新、周明鎮(zhèn)在《大自然》雜志聯(lián)合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勢在必建》。
2019年,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趙進東再次提交了相關提案,終于在年末收到了來自國家文物局對全國政協(xié)委員提案的最新答復——積極支持在北京籌建國家自然博物館,并進行調研、溝通,推進該項工作。
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科學界、博物館界始終在呼吁建設國家自然博物館,卻無法真正推動。要想如愿,國家自然博物館究竟需要邁過哪些障礙?
■本報記者 胡珉琦
勢在必建
自然博物館是收藏自然標本、從事相關基礎科學研究、開展科學普及與文化教育的專門機構。但趙進東意識到,社會對博物館已經(jīng)形成了一種固有的認知,自然資源沒有歷史文化同等的顯示度。
北京城已經(jīng)有了一座故宮博物院作為國家名片,一座國家級的自然博物館能有多值得期待?
然而,在發(fā)達國家,國家級自然博物館的建設歷來受到重視,英、美、法等國都有一個國家級的自然博物館,因為那是反映國家科學文化水平的主要標志之一,同樣是國家形象的代表。
中國地跨寒帶、溫帶、亞熱帶和熱帶,兼具古北界和東洋界的動植物區(qū)系特征。從古至今,我國的動植物種類以及化石遺存就十分豐富?杉幢闶亲约耗_下方寸之間的土地,人們對這里生物多樣性的了解也知之甚少。
中國至今沒有一個全面、系統(tǒng)的自然標本收藏中心,用以展示國土自然歷史,以及自然科學主要學科的知識和研究成果,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所長鄧濤看來,這與我國在自然基礎學科領域取得的國際地位已經(jīng)不相匹配。
標本收藏嚴重不足
一個真正的國家級自然博物館應當是個什么樣子?
標本是辦好博物館的物質基礎,國家自然博物館首先應該具備與之相匹配的標本規(guī)模。一般而言,自然博物館的標本內容包括古生物、礦物、植物、動物和人類等方面。
英國國家自然博物館擁有世界各地動植物和巖石礦物等標本約7000萬件,其中古生物化石標本多達900多萬件,至今每年仍以5萬件的速度擴充館藏。
作為全球最知名的私立自然博物館,美國紐約自然博物館所收藏的研究標本達到了3600多萬件,其中古生物、昆蟲和人類學的收藏在世界各博物館中占據(jù)首位。
2019年12月15日,趙進東帶著學生來到古脊椎所古動物館上《普通生物學》的課程。“看著窩在狹小展廳里的巨型恐龍骨架,我替它覺得委屈。它哪里還有當年的風采?!”
趙進東提到的研究院所標本儲藏、展示空間不足,以及許多地方自然博物館因藏品數(shù)量少成為“太空博物館”的現(xiàn)狀,是國內自然博物館存在的基本問題。
國內大型自然博物館標本不僅數(shù)量少,而且多是有形整體姿態(tài)標本。鄧濤分析,這是因為國內自然博物館缺少大規(guī)模、系統(tǒng)性的標本采集來充實藏品,標本來源多是對外征集和購買。
西方的自然博物館自誕生起,經(jīng)歷了兩個多世紀的積累,直到現(xiàn)在仍在世界范圍內組織大規(guī)模的自然資源考察和標本采集活動。
美國自然博物館自1887年以來,組織過成千上萬次的科學考察,足跡遍布各大洲。直到現(xiàn)在,博物館每年都會派出大約100支考察隊。
鄧濤記得,1986年~1990年,加拿大自然博物館和皇家泰勒古生物博物館聯(lián)合古脊椎所,開展了頗具影響力的“中加恐龍考察計劃”。當年,科考隊從內蒙古出發(fā),經(jīng)絲綢之路,最后到達北極,對沿途的恐龍化石進行全面研究,僅在中國就采集了60余噸標本。
科研與展示割裂
前不久,美國堪薩斯大學的古生物學家們在《古生物學》雜志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上了新聞。他們指出,中國一家地方自然博物館發(fā)表的白堊紀時期化石蜘蛛新種,經(jīng)鑒定其實是一種蝦類。這枚化石經(jīng)過了精心“改造”,以致博物館研究人員受騙。
科學研究出了問題,有可能切斷的是自然博物館的生命線!
鄧濤說,許多人有所不知,博物館的展覽往往開始于實驗室,因為標本展示的科學內涵是通過研究得到的。而源源不斷的研究成果才能為科普展示注入新的活力。“在國際上,科研部門構成了自然博物館的主體。研究實力與科研成果最終決定了博物館在國際上的地位。”
但凡世界著名的自然博物館都擁有數(shù)百人的研究隊伍,這也讓自然博物館成為了地球科學和生命科學的研究中心和人才培養(yǎng)基地。
藏品最多的美國國家自然博物館,設有人類學、植物學、昆蟲學、無脊椎動物學、脊椎動物學、礦物學和古生物學七大學部,有近200名專家學者在那里從事研究工作。
英國國家自然博物館研究包括血吸蟲病、蠕蟲病、登革熱和雙口吸蟲病等在內的熱帶疾病,為全球 1/6 的人口免受這些疾病的折磨,特別是保護兒童不受疾病侵害作出了重要貢獻。
“反觀國內的自然博物館,以科普展示為主,幾乎不具備科研能力。”鄧濤認為,這是對自然博物館建設最大的誤解。
不過,回顧國內自然博物館的發(fā)展史可以發(fā)現(xiàn),這并不完全因為先天不足。
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委員會成立,委員會中的7位科學家?guī)缀醵际巧飳W領域的學科奠基人,包括胡先骕、鄭作新、張春霖等。中央自然博物館最終改名為北京自然博物館,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家對外開放的自然博物館,前幾任館長均由中科院院士兼任,如楊鍾健、裴文中、鄭作新、徐仁、周明鎮(zhèn)。
北京自然博物館從創(chuàng)立開始就與研究所合作,在古生物學、人類學、動物學和植物學方面開展研究。幾任館長的理念是,一方面通過野外考察、采集標本獲得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把科研成果轉化為陳列、展覽、圖書和科普講座等各項科普活動。楊鍾健曾說過:“博物館沒有科研就成了展覽館了。”
可如今,和標本采集、收藏一樣,科學研究已經(jīng)從國內自然博物館的功能中被剝離了出來。鄧濤分析其中的客觀原因是,與之相關的生物學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國科學院和各大高校中,地方自然博物館并沒有學科專業(yè)人才的儲備條件,也就放棄了對這一功能的建設。
“要符合國家自然博物館的準確定位,離開了標本收藏和科學研究,就無從談起。”中科院院士陳宜瑜強調,“建一所大房子容易,可徒有其表,不如不建。”
分類學研究需要一個“歸宿”
一個自然博物館如果不立足于標本收藏,不立足于研究,會有怎樣的后果?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國家動物博物館研究館員、科普策劃人張勁碩擔憂的是,這會直接影響到分類學的生存和發(fā)展。
“動植物研究是靠分類學起家的,可在國內,經(jīng)典分類學研究已經(jīng)到了瀕危的境地。” 張勁碩說,由于分子生物學的強勢崛起和以SCI為導向的科研評價體系,兩相夾擊,傳統(tǒng)科研機構里的分類學研究幾乎被逼到了一條死胡同。畢業(yè)生沒有出路,導致分類學專門人才后繼無人。
對一個科研人員而言,最無奈的莫過于自己所從事的學科走向衰落。在張勁碩心里,建一個國家級的自然博物館也許會成為我國分類學研究的“諾亞方舟”。
分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是整理和收藏各類藏品的指導原則,因此,自然博物館從出現(xiàn)之日起就是分類學研究的陣地。宏觀的生物經(jīng)典分類、生物和地質的區(qū)系調查等基礎性研究工作至今仍在國外的自然博物館得到延續(xù)和發(fā)展。
目前,不同研究者用不同方法預測得到的地球物種總數(shù)在500萬~1億種,而人類已知的物種只有其中200多萬種。
“沒有分類學,人類連地球上有什么都不清楚,何談生物資源的保護和利用,更不用說應對大量外來物種入侵對國家生態(tài)安全造成威脅這樣的問題。” 張勁碩直言。
分類學不可放棄,它仍是從事生物學研究的基礎,只是需要一個合適的“歸宿”。因此,張勁碩認為,國家自然博物館應該回歸正統(tǒng),把國內優(yōu)秀的分類學人才集中起來,立足于把它建設成為國家分類學研究中心。
整合力量,考驗決心
正是由于目前國內自然博物館存在的諸多缺陷,使得建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自然博物館需要邁過不小的障礙。
“要擔得起‘國家’二字,絕不是做一個現(xiàn)有自然博物館的簡單升級了事。” 陳宜瑜強調,“我們必須首先在自然博物館定位問題上達成觀念一致——標本收藏、科研和展示三者互為支撐,缺一不可。”
至于自然博物館建設最大的短板——如何建立起足夠支撐國家自然博物館建設和運行的科研力量,鄧濤則表示,以中科院古脊椎所、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動物所、植物所、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機構為代表,擁有國際領先的科研團隊和研究成果,并且積累了涵括自然歷史各學科在內的古生物、古人類、動植物、巖石礦物等巨量自然標本,它們必須成為建設國家自然博物館的館藏基礎和科研基礎。屆時,科研與收藏部門按學科領域設立若干研究部,并聯(lián)合其他國內外研究機構建設網(wǎng)格式的聯(lián)合研究中心。
此外,張勁碩認為,國家自然博物館在建設過程中,還要開展國內、國際間標本和文獻資料的館際交流,建立起標本、物種乃至生物多樣性數(shù)據(jù)庫和信息系統(tǒng),編撰、出版各類生物學、博物學著作,向國際主流的自然博物館學習,致力于分類學和生物多樣性研究與保護,并轉化為科學普及的內容。
“這些構想的前提是,必須建立一套新的機制模式,把科研機構的標本連同相關研究室專業(yè)人員整合到國家自然博物館的收藏與科研單元。” 陳宜瑜坦言,國家自然博物館規(guī)劃和設計實施的根本難題,最終考驗的是決策者的決心。
他山之石
美國國家自然博物館
其自然類標本和文化類藏品總數(shù)超過 1.45 億件,是全球藏品最多的自然博物館。博物館設有人類學、植物學、昆蟲學、無脊椎動物學、脊椎動物學、礦物學和古生物學七大學部,有 185 名專家學者在這里從事研究工作。其中,昆蟲學部的標本總數(shù)超過 3500 萬件,模式標本超過 10 萬件,是全球最大的昆蟲館藏之一。物種收藏超過 30 萬種,涵蓋人類已知 60%的昆蟲科。學部科研包括昆蟲分類學、系統(tǒng)發(fā)生學、比較形態(tài)學、生態(tài)學和分子遺傳學等分支。除學部的昆蟲學家外,美國農業(yè)部的 12 位昆蟲學家也在這里工作,后者的研究重點集中在對農業(yè)生產影響較大的課題。
英國國家自然博物館
擁有300余名科學家,分別在動物學、昆蟲學、古生物學、礦物學和植物學等 5個研究部工作?茖W家除了從事本學科的室內研究外,還組織和參加野外研究活動。該館是植物、動物和礦物的國際分類學研究中心之一,為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所利用。該館對動植物和礦物進行鑒定和命名,研究不同物種之間的親緣關系和生物進化的理論,還致力于解決醫(yī)藥、農業(yè)、林業(yè)、漁業(yè)、礦業(yè)和石油勘探等各方面的實際問題。館內科學工作者與 70 多個國家的科研人員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系,每年出版論文專著 700 余篇。
法國國家自然博物館
有500名研究人員,其中250名為博物館編制,其余主要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編制。目前博物館有34 個研究單元,其中22個為聯(lián)合實驗室,主要是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單元。該博物館的研究很有創(chuàng)新性。20 世紀 80 年代,它就是涉足仿生學研究的第一家法國機構。目前,它正在和美國的“好奇號”探測器共同開展火星上生命跡象、礦物成分和地質結構之中水分作用的研究。借助高科技設備,本館科學家得以監(jiān)測和詮釋生命和非生命物質的本質,從而探究現(xiàn)代社會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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