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關閉多年的高考之門再度打開，一個時代的拐點到來。那年的冬天，對于參加“文革”后首次高考的570萬考生來說，沒有寒冷，他們感受到了心底深處的夢想涌動，感受到了一個民族重新高揚崇尚知識、尊重人才旗幟的春天氣息。

彈指一揮40載。這40年來，高考已然成為國家一年一度的盛大社會活動，一代又一代的考生們通過高考迎來他們的命運轉折點。而高考，也注定在他們的腦海中留下難以磨滅的永久記憶……

科學家的夢想曾經(jīng)遙不可及

段樹民：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教授，1977年考生。

■本報記者 崔雪芹

雖然段樹民小時候有過當科學家的夢想，喜歡看一些知識類圖書，但后來下放之后就覺得夢想太遙遠了，因為看到很多知青在農(nóng)村已經(jīng)勞動了7、8年仍然沒有回城工作的希望。“那時候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勞動幾年后能夠通過招工、當兵回到縣城生活，壓根就沒有想到會上大學。”

作為文革后恢復高考后首屆入學者，段樹民深深感慨恢復高考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

段樹民向《中國科學報》記者回憶，文革開始時他才小學二年級，文革十年正是他受中小學教育的時候，但大多時光都在學工、學農(nóng)及各種時政學習、批判和宣傳活動中度過。到了1973年他上初二，趕上鄧小平第一次恢復工作后推行的“資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才扎實地學習了兩年。也正是這兩年的學習為他的高考打下了基礎。

高中只上了一年，段樹民就下放了。村民們?yōu)檎疹櫵�，讓他為生產(chǎn)隊養(yǎng)豬。“那些豬由于是公家的，沒有得到很好的飼養(yǎng)，都成了多年長不大的‘僵豬’”。令段樹民引以為傲的是，經(jīng)過他一年多的辛勤工作，包括研究做糖化飼料，學習為豬治病等，有些“僵豬”竟長成了肥豬并賣給了政府。段樹民笑言這是他從事生物學研究的開始。

1977年10月，剛聽到要恢復高考這個消息時，段樹民簡直不敢相信。“從知道確切消息到高考也就一兩個月，由于文革中斷了11年的高考，被積壓了11屆的中學畢業(yè)生，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都卯足了勁向這次高考沖刺。那時候沒有復習資料，也沒有像樣的教材。中學老師們熱情地在擠滿學生的大禮堂里免費為大家做輔導，氣氛非常熱烈”。

令段樹民記憶猶新的是，安徽的高考第一天是12月10號，“好像上午是語文，下午是數(shù)學，物理和化學合在一張卷子放在11號上午考， 11號下午最后考的是政治。記得語文的作文題目是二選一：1.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源于葉劍英詩句）；2. 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段樹民選擇了第一個題目，“記得作文里舉了陳景潤攻克數(shù)學難題的例子”。

數(shù)學是段樹民的強項，但那天下午的數(shù)學考完之后，他感到非常沮喪，不少題目沒做出來。他甚至想放棄第二天的考試，但家人鼓勵他忘掉考過的科目，避免不良情緒影響到后面的考試。

“最后的政治考試好像比較輕松，有意思的是，有一個題目是默寫毛主席的語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段語錄是當時在校學生經(jīng)常要唱的歌。”段樹民回憶說，“記得當時我就是在心里默默地唱著這首歌寫出這段語錄的。后來還聽說有的考場教室的墻上就貼著這首語錄，樂壞了這些考生。”

因為是文革后恢復高考的首屆，考生多，大學少，當年的高考錄取率是歷史最低的。當時段樹民覺得自己沒發(fā)揮好，應該沒什么希望了。張榜的那一天，他還是去看了，“但由于信心不足，居然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很失落地回家了。”后來還是一位同學告訴他，才知道自己考上了蚌埠醫(yī)學院。

能夠考上大學，段樹民覺得要特別感謝一個人，就是自己初中的班主任黃佩章。“在那個瘋狂、混亂的年代，人人都認為讀書沒什么用，整個媒體都在宣傳知識越多越反動，黃老師卻經(jīng)常開導學生要用心讀書。他常常告訴我們，現(xiàn)在這個狀況是不正常的，不會持續(xù)很久的，將來的社會還是需要知識的，大家一定要趁年輕的時候好好學習，不然的話以后會后悔莫及的。”段樹民說，“現(xiàn)在回想起來，當時黃老師家庭出身并不好（地主成份），在那個年代他要頂住多大的壓力在課堂上和學生講這樣的話。這既體現(xiàn)了他的遠見卓識，也顯示了他的勇氣。即使是今天，也令我們很多在壓力下不敢講真話的人汗顏。在黃老師的影響下，我們那個班級的學習氛圍濃厚，成為該年級高考錄取人數(shù)最多的班級。”

雖然過去了三、四十年，段樹民對大學的學習生活仍然記憶猶新。同班學生的年齡和經(jīng)歷差別非常大，有中學剛畢業(yè)的十七八歲孩子，也有已經(jīng)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還有三十多歲沒找到媳婦的農(nóng)村“赤腳醫(yī)生”。大家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希望把過去耽誤的學習時間再追回來，學習生活過的非常緊張充實。

蚌埠醫(yī)學院雖然是一個普通的地方院校，卻有著很好的傳統(tǒng)和學習氛圍。給段樹民上課的許多主講老師還都是當年從上海過來的專家。他清楚地記得在上病理課時，老師指著一個心臟肥大（高血壓病所致）的標本告訴同學們，這個心臟是蚌醫(yī)首任院長謝炘教授捐獻的，他為蚌醫(yī)的建設和發(fā)展嘔心瀝血、奉獻一生，死后仍作為無語良師，激勵和教誨著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們。這種震撼至今仍讓段樹民心情不能平靜，對醫(yī)學和生命的深厚的敬畏感也從那一刻而產(chǎn)生。段樹民相信，作為一個地方院校，蚌醫(yī)的畢業(yè)生產(chǎn)生了四個院士并非偶然。

段樹民表示，這一代人豐富曲折的經(jīng)歷，賦予了他們高度的事業(yè)心、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

航空夢從高考開啟

楊勇：中國商飛北京民用飛機技術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2002年考生。

■本報記者 張文靜

5月5日14時01分，上海浦東機場，我國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噴氣式大型客機 C919成功首飛。那一刻，身在現(xiàn)場的楊勇難掩心中的激動。

楊勇2009年剛從學校畢業(yè)就加入了中國商飛公司，從事C919飛機的飛行控制系統(tǒng)設計工作。兩年后，楊勇加入到彼時新成立的商飛北研團隊中，后又參與“靈雀”驗證機的系統(tǒng)需求分析、方案設計與實現(xiàn)、系統(tǒng)調試、試飛規(guī)劃與執(zhí)行和數(shù)據(jù)分析等工作，為“靈雀”驗證機的研制做著自己的貢獻，直到現(xiàn)在。

“努力終歸會取得成功！”看著C919飛機騰空而起，楊勇在心中不由感嘆。“不容易，這是中國商飛所有員工的驕傲。遙想幾年前參與過研制的C919飛機，已然從紙面設計變成了眼前的實物，一時感慨頗多。相信憑中國人的智慧，會讓大飛機事業(yè)越來越好。”楊勇對《中國科學報》記者回憶說。

如今的楊勇早已與大飛機事業(yè)分不開了。論及這段緣分的開始，還要從15年前的那次高考說起。

2002年夏天，在河北秦皇島一所普通縣級高中讀書的楊勇參加了高考。當時考試的情景，楊勇到現(xiàn)在依然記憶猶新：“我還記得第一門是考語文，因為緊張，剛開始做題的時候大腦感覺一片空白，似乎忘記了這是高考。后來經(jīng)過短暫的調整，自己才逐漸進入到考試的狀態(tài)。后來我就一直按照平時的模擬訓練按部就班地答題，平時的訓練沒有白費，順利地完成了四個科目的考試。”

楊勇參加高考時，恰逢大學擴招政策剛開始沒幾年，大部分高中生都會走上大學這條路。那時的楊勇在心中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說起想要報考北航，楊勇笑稱其實這也不是個深思熟慮的結果，只是當時自己本就比較喜歡軍事、航空航天一類，從高中歷屆的高考光榮榜里聽說了北航的名字，恰好那段時間又在電視上看到一部電視劇《導彈旅長》，里面有角色是從清華、北航畢業(yè)的。所以，從那時起，楊勇便在心里埋下了一顆要去北航上學的種子。

高考成績出來，雖然語文和英語在楊勇看來考得不夠理想，但理科綜合成績很高，這讓他最終以643分、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nèi)缭缚既肓吮焙接詈綄W院的探測制導與控制技術專業(yè)。

如今回頭想想，楊勇覺得當年填報專業(yè)時是有些冒險的。“對于一個普通縣級高中的學生來說，這個專業(yè)只是報考指南上的一個名字，它具體是什么意思、它有哪幾部分課程、我從中能學到什么、這個專業(yè)是否適合自己，其實當時都不是很清楚。那時我也沒有考入北航的師兄師姐可問，也不認識其他的北航學生，甚至那時候我還覺得自動化、計算機等專業(yè)都跟航空航天沒什么關系，而這個探測、制導與控制技術專業(yè)與我的想象最貼近，于是就報考了。”楊勇說。

正因為自己當時的懵懂，楊勇感嘆說，如果進入大學之后可以先學習基礎課程，再根據(jù)自己的特點和愛好去選擇選擇專業(yè)可能會更加合適。“特別是對于那些來自小城市的普通中學的學生。”楊勇說，自己大學期間還做過志愿者，在校園采訪日接待來自北京各個高中的學生，解答他們對于學校、專業(yè)的種種疑惑。“但很多地方的學生沒有這個便利條件。”

楊勇是幸運的，他報考的專業(yè)正好與自己的興趣相契合，北航宇航學院的平臺也給了他施展才華和理想的機會。在校期間，楊勇參與了一支完全由本科生組成的火箭研制實驗團隊，他們獨立設計研制的“北航 1 號”火箭于2006 年 11 月在甘肅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成功發(fā)射，并在2007年獲得了第三屆航空航天月桂獎的閃耀新星獎。本科畢業(yè)后，楊勇選擇繼續(xù)留在北航宇航學院深造，攻讀導航、制導與控制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

2007 年大飛機項目立項，2008 年中國商飛成立，2009年碩士研究生畢業(yè)的楊勇加入了中國商飛，全身心投入到了大飛機的方案設計中。后來，楊勇來到商飛北研，在2013年加入了“靈雀”團隊，參與“靈雀”驗證機的設計與測試等工作。所謂驗證機，就是用于測試某項新技術可行性的飛機，個頭較小，“靈雀”系列驗證機主要是為了驗證新一代民用飛機的氣動布局，包括飛機的機身、機翼、尾翼等外形等。如今的科研工作雖然繁重，還需要進場頂著烈日完成試飛等外場工作，但楊勇樂在其中、干勁十足。

“回想2002年的自己，青澀、懵懂，不知道未來的路是什么樣，因此唯有努力拼搏，希望不要虛度時光。我們通過高考這樣一個途徑，進入了自己喜歡的大學，在這里拓寬了見識的廣度，培養(yǎng)了思考的深度，在學校里認識的老師、同學，形成了我們的工作圈和生活圈，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決定了我們未來工作和生活的方向。”楊勇說，“當然，高考之后的努力更加重要，回想起來，高考可能是最輕松愉悅的一段時光。”

為圓天文夢，兩次拼高考

茍利軍：國家天文臺研究員，1993年、1994年考生。

■本報記者 袁一雪

茍利軍關于高考的記憶是兩次，1993年的第一次高考和1994年第二次高考。與那些高考之前還猶豫志愿如何填報的高考生們在不同，茍利軍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學習自己從小就感興趣的天文學。“當時我只知道南京大學天文系是最好的。”茍利軍表示，所以這所學校就成為了他的第一志愿，也是他真正的志愿。

可惜，第一次高考成績并不理想，與南京大學失之交臂。高考成績不理想并非茍利軍不夠努力，而是學校普遍錄取率就比較低。“我那時就讀的中學在陜西省寶雞市的隴縣中學。”茍利軍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隴縣整個縣區(qū)約有20萬人，當時有兩所高中：一所就是茍利軍就讀的位于下城中的隴縣中學，另一所則位于縣城外。“盡管縣城中學教學質量相對較好，但與其他地區(qū)的高中相比，升學率依舊很低。每年考上大學的人在10%以內(nèi)。”茍利軍回憶說。那個時候，全校有四五百名考生，能夠被一類本科院校錄取的只有兩三個人，其他則約有二三十人可以考中二類本科或師范類院校。

初中時，茍利軍了解到南京大學天文系，便心向往之。有了這一理想，又迫于低升學率的壓力，茍利軍升入高中后一直很努力，成績屬于前列。“可惜第一次高考時太緊張，成績只夠師范類院校的錄取分數(shù)線。”茍利軍遺憾地說。

盡管考入師范類院校在隴縣中學也屬于“高中”，但茍利軍猶豫再三后還是選擇復讀。“我當時很難過，這對于一個充滿信心的年輕人來說的確有些殘酷。”但茍利軍并沒有被高考失利擊敗，反而激發(fā)了他的好勝之心，“我覺得我就是有點那種不服輸?shù)木�神，所以就在考慮了一段時間之后，準備重新復讀再考。”茍利軍說。

更令茍利軍覺得安慰的是，他的父母也很開明，“盡管他們很想讓我去學一些非常實用的專業(yè)，但是他們最終支持了我自己的決定，這一點我非常感謝他們。”決定復讀后，茍利軍進入了“西秦名校”——寶雞中學。復讀時，他努力依舊，一直保持名次在前列。

離開了隴縣，進入了城市，茍利軍在讀書之余也拓展了眼界。“在復讀的一年中，我覺得最大的收獲是開闊了眼界，增強了我的信心。”茍利軍說。因為在隴縣中學時，他一直悶頭苦讀，“有點死讀書的感覺，沒有任何其他活動。但在寶雞中學復讀時，雖然也是題海戰(zhàn)術，但是心態(tài)放松了不少。”

1994年，茍利軍迎來人生中第二個高考�？釤岬�7月讓他緊張依舊，但也許是心態(tài)的改變，發(fā)揮卻比第一次更好，也讓這一次的高考分數(shù)滿足了南京大學天文系的錄取線。“其實考完試我很擔心，所以在得知被錄取之后，感覺整個人都輕松了，一塊石頭落了地。”茍利軍說。

從陜西來到南京，茍利軍在南京大學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1998年的中國，本科生還為數(shù)不多，而選擇讀研的人更是少數(shù)，“我們十多位同學中，只有3個人選擇讀研。”或許是因為天文學距離生活太遠，很多同學甚至不再從事這一行業(yè)。但茍利軍對于天文的執(zhí)著卻從未改變，“我對天文的愛好過去是，現(xiàn)在依舊是，希望可以將其研究得更透徹。”

留在南京大學讀完碩士后，2001年，茍利軍考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2012年，茍利軍入選第三批青年人才回到祖國。

想到高考時的選擇，茍利軍表示：“我不后悔當時的選擇。如果不是堅定地考入南京大學天文系，我的生活現(xiàn)在肯定是完全另一番場景。所以，不同的時代，不同生活的下，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但是我覺得遵從自己想法的選擇才是最重要的。”

選擇科研是因為真心喜歡

孫昊：中國科學院大學物理系學生，2016年考生。

■本報記者 胡珉琦

一年前的今天，濟南平陰一中的孫昊剛剛參加完兩天的高考，就馬不停蹄趕到了國科大山東招生組在青島的面試地點。早在2014年國科大本科部首次成立時，孫昊就瞄準了該校的物理系，所以，這次提前批招生面試非常關鍵。

面試現(xiàn)場由三位考官坐鎮(zhèn)，5個學生為一組，同時進行測試。在他的回憶中，有一道題問的是“無理數(shù)和有理數(shù)哪個更多”，實際上，這是大學階段才會學到的知識。“結果，我們五個給出了三種答案，四種不同的解題思路。”孫昊很清楚，標準答案只有一個，但那不是考官想要的，“他們要的是看待問題的思辨能力”。

這次面試，考官給了孫昊近乎滿分的評價。招生組負責人劉新春相信，他是能夠靜心專注科研的“好苗子”。

隨著高考成績的公布，孫昊得到了一個更大的驚喜。他以總分718分的成績成為了2016年山東省理科狀元。山東省是全國高考大省，競爭異常激烈，孫昊并非出自省級名校，這樣的結果有些超出他的預期。

接下來的幾天里，不少名校都照例前去爭取狀元們的青睞。孫昊絲毫沒有猶豫，盡管國科大名氣不是最大，物理系又是冷門專業(yè)，卻是自己最心儀的。

于他而言，這并不是個多么特立獨行的決定，但輿論顯然不這么認為。媒體紛紛報道他的故事，因為少有狀元選擇投身高冷的科學。

“在任何時候，科學家都是小眾群體，而不是大眾選擇，這本身就是正�，F(xiàn)象。”他說，“也許看上去我很‘激進’，其實，我只是選擇了真心喜歡并且適合自己的方向。”

對孫昊來說，高考并不是用來提升階層的路徑，而是用來實現(xiàn)學生時代理想的一個臺階。很早之前，他就在為今天的選擇設計、規(guī)劃，并不會因為一個狀元頭銜偏離方向。

小時候的孫昊看科普紀錄片，也接觸文史哲各類圖書，進入初中，從《時間簡史》、改寫版《相對論》，再到嚴肅的《原子物理學》，物理學的世界一點點讓他著了迷。

他說，那時候并沒有老師專業(yè)指導，只能靠自己捉摸。于是，他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問題，然后搜集資料，尋找答案，并且樂此不疲。其實，這個過程就類似于學術研究的過程。

高一高二時，為了準備物理和數(shù)學競賽，他主動向學校申請，在確保前三名成績的基礎上，能擁有自主學習的時間。他因此得到了一間小小的教室，可以用來獨立、安靜地思考。在此期間，他還和參加競賽的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學習研究小組。

孫昊給自己定下的每一個小目標，都會經(jīng)過認真規(guī)劃。日積月累，實現(xiàn)大目標只是水到渠成。

在這個過程中，身為老師的母親給了他很多學習方法上的建議和培養(yǎng)，更重要的是，父母最大限度地給了他學習、思考的自由。

在國科大近一年的學習生活，節(jié)奏和強度顯然較過去都大大提升了，但孫昊依舊穩(wěn)穩(wěn)地循著自己規(guī)劃的路徑。學習之余，他加入了校學生會學習部，聯(lián)絡校內(nèi)校外，積極參與策劃、組織與學術相關的活動、競賽，提升必要的社交、組織能力等綜合素質同樣是他對自己既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