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ie López-Honorato說：“當你沒有經(jīng)費時，會感覺到壓力。當你有了經(jīng)費時，同樣會壓力重重。”圖片來源：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Martin Tingley有點想放棄。那是2014年的深秋，他剛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一年多。在看望完波士頓的妻子后，Tingley正驅(qū)車回家，而這要花費他8個小時。Tingley感覺自己壓力重重、疲憊不堪，幾近潸然淚下。當一輛輛車在凌晨的夜色中呼嘯而過，車燈讓他產(chǎn)生了一種超現(xiàn)實的感覺：仿佛置身于視頻游戲。

通常，Tingley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恬淡寡欲的人”，同時事業(yè)進展得還算順利。他在哈佛大學完成了統(tǒng)計學的碩士學位和地球科學的博士學位。有了這些，再加上4年的博士后經(jīng)歷，Tingley獲得了稀有的終身教職職位。他原以為自己很快將成功地把統(tǒng)計學和氣候科學結(jié)合起來，從而產(chǎn)生資助機構(gòu)聲稱想看到的交叉學科研究。

但事實上，科研生活要艱難得多。Tingley發(fā)現(xiàn)自己每周要花60～80個小時教課和搞科研。他的啟動資金已經(jīng)用完，但還未獲得大型資助。同時，根據(jù)美國科研界常見的做法，Tingley所在高校將不會為其支付暑期3個月的薪水。由于妻子沒能搬過來和他一起住，Tingley只好在周末疲憊地往返于兩地。看上去，Tingley背負的壓力已經(jīng)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一些事情必須得放棄。

Tingley是對科研生活深感沮喪的眾多年輕科學家之一。今年8月，《自然》雜志在臉譜網(wǎng)上發(fā)了一個帖子，讓正在開始第一份獨立工作的科學家講述他們面臨的挑戰(zhàn)。隨之而來的是一片哀鴻聲。在一周的時間里，來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科學家坦誠地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我看到很多同事離婚，變得筋疲力盡或者放棄科研，而我現(xiàn)在也很疲憊。”來自比利時的一名生物醫(yī)學研究人員寫道�！蹲匀弧冯s志選取了3位年輕研究人員，聽他們講述科研生活中那些最常見的挫折。

為獲取資助而戰(zhàn)

和很多剛做了一年的助理教授一樣，Tingley立馬感受到了在頂級期刊上發(fā)表文章、吸引資助和學生以及在課堂上創(chuàng)新的壓力。他還知道，從學校獲得的約20萬美元啟動資金將不會持續(xù)太久，因此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了資助。Tingley說，這一過程“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同合作者、亞利桑那大學有機地球化學家Jessica Tierney就過去海水表面溫度的指示物提交了一份研究計劃。在第一輪評審中，雖然申請書得到兩個“優(yōu)秀”和 兩個“很好”的評分，但仍未獲得資助。兩人被鼓勵重新提交研究計劃，而他們也照做了。在下一輪中，申請書的得分更差。“部分責任在我。我太失敗了。”Tingley說。不過，此事反映了年輕科學家在試圖開始獲得研究項目時面臨的挫折。

的確，對《自然》雜志作出回應的科學家的看法揭示了年齡造成的差異：很多人感覺，現(xiàn)在的資深研究人員在科研界經(jīng)歷著更加舒適的發(fā)展軌跡，并且擁有競爭優(yōu)勢。

2014年12月，在經(jīng)歷了車上最糟糕的時刻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到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旅行了1個月。第二個月，他回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并再次感受到冬日的寒意。走在校園中，Tingley感覺自己的腦袋正在撞擊低沉的云層。他知道，大部分時間將被教授兩門高級課程“吸走”，因此留給科研的時間很少。同時，他又要開始令人疲憊的周末通勤去看望妻子。如果不能很快獲得資助，暑期薪水也將泡湯。“我和妻子都意識到，這不是一種可持續(xù)的生活方式。”Tingley說。

為此，他開始在深夜上網(wǎng)搜索，并且在今年3月發(fā)現(xiàn)了一份完美的招聘公告。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亞保險集團正招聘在氣象學、統(tǒng)計學和氣候方面有經(jīng)驗的人。2個月后，Tingley開始在那里工作，而妻子也很輕松地在新南威爾士大學謀到了一個職位。如今，作為資深研究分析師，Tingley負責對灌叢火災、旋風和其他風暴造成的風險進行建模和量化。當然，這種跨越大陸的舉動并非輕而易舉。作為進入私營部門的年輕研究人員，Tingley不得不再次重新證明自己。

內(nèi)部壓力

2012年3月，材料學家Eddie López-Honorato在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高等研究中心開始了自己的事業(yè)。然而，在過去的兩個月里，López-Honorato說，他平均每晚只睡4個小時。在López-Honorato看來，自己和那些事業(yè)剛剛起步的研究人員正“處于孩子和伴侶在家里最需要我們的時候”。目前，他的第二個孩子剛8個月大。

López-Honorato一直在掙扎自己是否有正當?shù)睦碛杀г�，并且知道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生的。這是一個讓很多年輕研究人員糾結(jié)的問題——當你是那種為自己設定目標的人，便會時常問自己何時才能擁有足夠的經(jīng)費、學生或者論文？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認知科學家Philip Guo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描述了學術界人士如何經(jīng)常感覺自己處在一臺速度不斷加快的跑步機上。Guo寫道，他非常清楚“自己被寄予了何種以及多高的期望”。作為學者，他們要教課、提供建議、搞科研、撰寫基金項目，并且為院系、學校和學術界提供支持。然而，“這些工作來源對于彼此并不了解，也互不關心”。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著名生物化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前任院長Bruce Alberts強調(diào)年輕研究人員需要兩種大型資助：一種支付他們的薪水，另一種為研究項目提供支撐。“對于年輕人來說，這是一種可怕的壓力。他們怎么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xiàn)得很優(yōu)秀？激勵機制完全是錯誤的。”

今年，López-Honorato試圖降低自己的期望，只申請了一個行業(yè)基金項目（2012年申請了7個），為的是能按時回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不過，這種內(nèi)部的壓力最難平息。“我們想做得最好——這也是為何我們能擁有現(xiàn)在的工作。雖然這是一種個人的壓力，但想要消除非常困難。”López-Honorato說。

沒有時間思考

計算一直吸引著Felienne Hermans。10歲時，Hermans便自學了編程。她在大學里專攻計算機科學，并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那里，她將軟件工程方法應用到電子數(shù)據(jù)表中，從而使會計或生物學家等終端用戶有了維護及注釋數(shù)據(jù)的更好方法。這項創(chuàng)新性的工作為Hermans贏得了發(fā)表頂級會議論文的機會。當一個終身教職崗位對她所在的研究小組開放時，Hermans詢問自己能否申請。她擊敗了內(nèi)部和外部候選人，在2013年3月成為獨立教授。當時，Hermans只有28歲。

然而，兩年后，她感覺不知所措。Hermans肩負了多種責任：管理兩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為授課作準備，并且經(jīng)常收到似乎無休止的為期刊和同事評審論文的“服務”請求。在電子表格方面開展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說已經(jīng)走到了盡頭，因此她想轉(zhuǎn)向更加刺激的研究領域。不過，發(fā)表文章的壓力持續(xù)困擾著Hermans。雖然她的工作時間形式上有40%被分給教學、40%分給科研、20%分給學術服務，但現(xiàn)實情況是科研應當勝過其他一切。“發(fā)表4篇論文總是要比3篇好，5篇又要比4篇好。”Hermans說。

在她看來，目前科研產(chǎn)出等同于論文發(fā)表數(shù)量的觀念壓制了所有創(chuàng)新性。“論文只是交流想法和試驗的一種形式。”Hermans期望“能有一個下午望著窗外，好好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宗華編譯）